在新加坡这个“循规蹈矩”的小国度里，先后创立了两个公司的张骐牧绝对称得上是“稀有”企业家。他是“儒家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至今仍以看似古旧的大家庭管理方式，津津有味地经营着一个传统的制造企业。

　　在新加坡西北部超级咖啡集团（Super Coffeemix）总部办公室里见到的张骐牧，与事先想象的有些差距。在他身上，不缺少新加坡商界人士典型的职业风度，不过却多了些张扬与豪爽之气。他出乎意料的坦率和可爱，毫不避讳向我们坦露作为中国市场后来者的困惑，却依然敢跟跨国巨头雀巢叫板；他对能够代工生产所有地区（除美国以外）的“品客”薯片感到自豪，这种自豪不会逊于创立一个东南亚家喻户晓的咖啡品牌；他也对新加坡企业界缺乏创业意识深感遗憾，与记者一起用手指一一数着能称得上成功的企业家，然后突然发现，这个数字少得可怜。

　　“稀有”的创业者

　　张骐牧的父亲曾在新加坡的一家糖果厂工作，1974年，父亲去世，当时张骐牧才19岁。年轻的他决定自己闯一番事业，因为认识了富士集团的老板，就与富士合资办了家印刷厂。后来在一次去中国的飞机上，他碰到一个菲律宾朋友，两个人就闲聊做什么东西比较省事又容易做好，最初张骐牧其实只是想给没事做的太太找个项目。

　　朋友建议他做咖啡，说做咖啡是常青树，不用付出那么多精力，而且每年也能增长个百分之二十几。张骐牧回忆说自己当时并不懂什么是咖啡，因为有美国朋友懂，也就跟着卖起产品来。刚开始状况并不好，直到两三年后才开始有起色。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却是在这里，于是渐渐把原来印刷厂的业务交给弟弟做，他则全职做起咖啡来。

　　现在的超级咖啡集团，已经占据了新加坡市场65%以上的份额，在泰国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高居榜首，拥有13个制造厂及包装厂，产品种类超过300个，在缅甸、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和不错的品牌效应。超级咖啡两三年前开始发力中国，还正在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军。正如当年的朋友所说，现在超级咖啡的利润和总收入都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稳步增长着，只是张骐牧并没有想到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个“不用付什么精力”的事业。

　　虽然在新加坡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张骐牧深知新加坡市场太小，正如他所说，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相当于新加坡的总人口，这个弹丸之地刚好只能成为新品的试验田，新加坡企业是生来就要国际化的。于是，超级咖啡在成立两年后就开始向马来西亚渗透。

　　不过，超级咖啡集团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尽管超级麦片早在1991年就悄悄在中国生根发芽，但在咖啡市场上更多的却只留下了失败的回忆。“我们把东南亚的口味带进来，中国人还不习惯喝这么浓口味的咖啡，所以第一批就死掉了。”张骐牧说。后来在1995、1996年的时候，张骐牧还派了一个老总到中国再次考察市场，他回来说，咖啡在中国还不是时候。张骐牧当时主要精力还是在东南亚市场上，也很少来中国，投资压力又比较大，于是就放弃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确是错失了良机。雀巢等其他巨头已经慢慢在中国培养起了喝咖啡的文化，中国速溶咖啡市场的前三名已经被雀巢、麦斯威尔、摩卡所占据，而现在一切广告、营销的费用也都水涨船高，不可与几年前同日而语。

　　可是张骐牧却从不惧怕强大的竞争对手，“在泰国，雀巢比我们早进入5年，但是现在我们的销量却比他们大，因为我们通过促销让消费者来品尝，他们会发现我们的口味其实更适合亚洲人。”在菲律宾，张骐牧与卖场谈判时，要求让自己的产品跟雀巢产品所占的位置一样大，宣称少一点，就撤掉集团所有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涵盖了饮料、牛奶、豆制品，我们还跟胜利啤酒合资，一旦撤掉，恐怕超市的货架就空了，就没得卖了。”现在集团用其他市场上赚来的利润来补贴中国市场，希望通过赞助“天地英雄校园行”等活动来抓住年轻的消费群。

　　其实，张骐牧的创业经历算不上惊心动魄，只是他的经历在新加坡这个大环境里显得很“另类”。建国以来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强势领导下完成了向发达国家迈进的经济“奇迹”。以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成为这个国家的典型特征，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负面作用，就是私人企业的“先天营养不足”。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希望能改变现状。有意思的是，这种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的倡导依然是由政府发出。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新加坡极易产生职业经理人而不是企业家，他们典型的路径是政府培养上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然后被调派到一些淡联公司做管理者。比如说，1987年，何晶进入新加坡技术公司担任CEO，该公司是淡马锡控股旗下的国防合约分包商，5年之后她担任淡马锡的执行董事；同一年，许文辉在Hewlett Packard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后来担任新加坡航空公司主席，现任星展银行主席。而在这一年，张骐牧却已经创立了自己的第二个公司，超级咖啡集团。

　　也许，张骐牧的骨子里就流淌着不“安分守己”的血液，注定了他将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说在商界里他最推崇的是王永庆，“王永庆九十几岁的人了，还说要去投资新厂，花40多亿美元。我就问他，哎，你这把年纪了，投资下去能看得到结果吗？他说能，能看得到。这一点的确让我很敬佩。”在张骐牧看来，新加坡就是缺少这种精神，陈嘉庚、李光前毕竟是过去时代的风云人物。现在的新加坡则欠缺这样的实业家，真正能称得上国际化的企业也少之又少。

　　 TRONG>“守旧”的企业家

　　张骐牧把自己归到实业家一类，他谈到江南春，很佩服这些四五年之内就能迅速崛起的年轻一代企业家，只是自己对新兴行业以及资本运作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他说因为自己是做工艺出身，对工艺有一种天然的情结。“只有看着机器运转，我的心才踏实。我也看到在中国有些同行，已经不做食品了，他们去搞房地产、搞金融，忙着上市，投资十几亿甚至几百亿，给将来画一个大饼。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们给品客薯片代工，我看到别人在享用我们的食品，就会特有满足感。就像你为什么去做记者，你为什么喜欢摄影？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厂？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

　　在行业选择上，张骐牧单一且“守旧”，虽然他也会顺便投资一些房地产项目，但都是建立在主业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经营管理方面，张骐牧也会采取一些看上去已经过时的方式。比如他从不挖人，所有的高管都是从基层员工开始慢慢培养。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员工的忠诚度依然是最重要的。“很多公司，包括跟外国合资的公司，可能会在公司效益好时花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然后不好时就把人一脚踢开，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就是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也没有裁过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张骐牧鼓励员工去休假，把之前没有休的假期都补回来。他甚至鼓励员工一个月做三个星期的工，轮流来上班，号召员工节约生产，不要浪费东西。

　　应该说，张骐牧这种管理思想是“儒家资本主义”的现实版。“儒家资本主义”是用来解释战后东亚经济兴起的理论之一，简单来说，它强调人力在整个组织中起到的作用，强调集体的和谐。上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经济飞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其间除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必有另一种伦理在起作用。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而超级咖啡集团便是这样的一个现实案例。张骐牧对此颇感自豪：“新加坡终究还是华人社会，与西方不同。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这样做，但我们一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