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松下幸之助的君子协定，他信守了55年，虽然谙熟商场中的竞争规则，但“感恩”与“诚信”似乎才是成就蒙民伟商业帝国和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蒙民伟的办公室里，他和松下幸之助的合影非常醒目，与松下幸之助在上世纪50年代的相识，是蒙民伟事业的开端，也是造就信兴集团今日辉煌的基石。也许正是这种感恩的心态以及东方人特有的“结义”情怀才让蒙民伟在1963年拒绝了盛田昭夫关于代理索尼产品的邀请。
拒绝盛田昭夫是出人意料的，不过正是这位出人意料的年轻人和李嘉诚、霍英东这些商界传奇人物一起见证了香港半个世纪的商业和社会变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完成了从商业崛起到发展成为全球自由港的蜕变过程，在这期间发生了的时代大转折、崛起的商业奇才，蒙民伟都经历过和见识过。不过，同为有所成者，并不表示他们一定操持着相似的处世之道。与大多数商界名流不同，蒙民伟甚少在大型的商务场合发表演讲，甚至几乎没有在商界中流传着任何被奉为圭臬的投资、经管的箴言。
然而，他的经历本身已成为传奇。他创办的信兴集团作为日本松下公司的港澳总代理，至今经营了55年而长盛不衰，本身就殊为难得，而香港市民生活进入电器时代几十年，与蒙民伟的商业经营息息相关。有人统计过，到2004年，蒙民伟已累计在700万人口的香港卖出了1000万个电饭煲，是名副其实的“电饭煲大王”。电视机、冰箱等各种电器输入香港的数量，也是规模庞大。他与松下做生意中所体现出来的诚信、刻苦，和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传奇交往，已经成为香港商业精神的一部分。
乐声牌的筚路蓝缕之功
蒙民伟在10月份刚做了一次眼部手术，看起来右眼略显不适，但眼神发亮，精神矍铄。他每天仍然到公司上班，不过，并不像年轻时那样早到，而是有意地稍迟些悄然到办公室，因为他已经把信兴集团的执掌大权交给了儿子蒙德扬，要给后者完整的空间和尊重。不过，他仍然保留着信兴集团董事会主席一职，公司的大方向他仍要帮助掌舵。这种事必躬亲的细致持重，从他早年创业至今，一直贯穿其间。
蒙民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早年创业时的艰辛。尽管蒙民伟是香港人，但其实大学却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上的，专业是航空。毕业后，因为蒙民伟的父亲蒙国平与日本有生意往来，他便赴日继续学习，两年后返回香港，开了一家贸易行，从日本输入一些塑料花、陶瓷、玻璃珠等。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事儿。但没过多久，他做了一件永久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
因为父亲蒙国平向松下采购用于干电池的炭精，时年27岁的蒙民伟得识了松下的高层，开始把松下的电器产品输入香港。他于1953年为公司取名信兴行（信兴集团的前身），寓意“有信则兴”。公司就设在一间窄小的旧木楼上，办公室是用胶合板隔成的小房间，雇工两名，电话机一部。在当年，全香港只有3万部电话机，而日本的电器厂商重新到香港开办贸易行，至少是蒙民伟创办信兴行1年之后的事情。
蒙民伟首先进口的产品，是松下的真空管手提收音机。蒙民伟第一次下订单便要了30台，其实这对他自己或者松下都是一种冒险，因为连松下的收音机工厂厂长都不敢肯定这种试验性的产品在香港是否有销路。更难的是，当时全球的收音机市场，绝大多数都是飞利浦、通用、艾默生等欧美厂商一统江山，日本产品只是蹒跚学步而已。但蒙民伟决意一搏。
他首先必须创立本地化的牌子，因为松下收音机的牌子“National”很难在中文世界通行。受“可口可乐”的启发，蒙民伟将牌子命名“乐声牌”，寓意“收音清晰、听声享乐”，就此投入市场。
然而，收音机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生意。蒙民伟带着样品跑遍港岛中环和九龙弥敦道去推销，但利润低得很。每部收音机进口价78港元，蒙民伟在香港批发出的价格仅为95港元，卖一部收音机赚17元，只相当于一个熟练技工的两天工资而已。但是，蒙民伟却以销售这30台收音机的业绩，得到与松下幸之助见面的机会。一段商业美谈，甚至是至蒙民伟今后的商业成就，就此揭开序幕。
55年的君子协定
松下幸之助现在已经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的经营之神，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他还处在事业的初始阶段，日本经济也正处在二战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在大阪郊区的松下总公司，蒙民伟来到松下幸之助的办公室。这是一栋两层的古旧木楼。或许是很久没人来拜访了，蒙民伟坐到沙发上时，扬起了一阵灰尘。
蒙民伟此行的目的，就是想游说松下幸之助把港澳总代理权给他。此前，蒙民伟跟松下一些部门有提出，但都悬而未决。
“你有钱吗？”松下幸之助问蒙民伟。
“没有。”蒙民伟回答。
“松下也没钱，你也知道。所以，你就独家经销吧，今后可得拼命干呀。”松下幸之助毫不犹豫地说。
蒙民伟非常高兴，因为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于是他提出要签订合同，但却被拒绝了。松下幸之助说：“合同就不用了吧。蒙先生，我是信任你的，你也信任我吗？”“当然信任！”蒙民伟说。于是，两人握手，港澳总代理权是蒙民伟的了。其实，有为的企业家，其风度和气质并不需要宏大的事件作为载体，往往只是于细节中见微知著。
这一幕已经过去了55年，然而蒙民伟仍然记忆犹新，因为他和松下幸之助都是懂得珍惜彼此信任的人。“我常常说，做人也好，商业也好，都要记住两个字，那就是‘感恩’，不能忘。”
口头上的君子协定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力量？谁也说不好，尤其是在商界。蒙民伟自己也信奉商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他和松下幸之助的君子协定，即使在面对巨大的诱惑时，也牢不可破。而这个诱惑就是另一个著名的品牌，索尼的盛田昭夫给的。
相对于松下在香港的市场攻势，索尼显得迟了一些，直至1962年才真正开始。蒙民伟对松下在香港的开拓之功，时任索尼副社长的盛田昭夫自然心里有数。1963年，盛田昭夫精心安排，在东京的一家高级饭店宴请蒙民伟。主菜上桌后，盛田昭夫就切入了主题问：“你肯不肯替索尼办事？”
蒙民伟有些意外，“啊，真的感谢。不过，松下的工作全都交给我，我正在努力干呢。”盛田昭夫看起来早有所料，说：“你另外开一家公司不就行了？香港人经常都这样做的吧。”
尽管确实有不少香港商行都同时代理着多种品牌，但是蒙民伟不准备效仿。“不，盛田先生。要是我那样做，松下也有可能用第二块招牌，在香港卖一些乐声牌以外东西，或在香港另外搞一家代理店，那我不是很麻烦吗？我跟松下幸之助先生早有约定，所以觉得事情有点勉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面之后20多年，两人没再见过面。直到有一次盛田昭夫在香港演讲，两人酒席上不期而遇。盛田昭夫隆重地对太太介绍蒙民伟说：“这一位是蒙先生。回绝索尼代理权的，世界上只有他一个。”
于竞争中相互尊重，蒙民伟和盛田昭夫的两次见面，其实两人都是赢家。“我没有背叛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也没有强人所难。我俩都厉害吧。”蒙民伟轻松地这样评价。虽然松下幸之助于1989年去世，蒙民伟现在则已退居二线，但是，至今没有人提起双方是否需要签订合同之事。松下全球众多的代理商，只有和信兴是不需要签合同的。
连一日元都斤斤计较
香港商界耆宿们的商业人生，尽管做生意的领域、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无不刻苦操持，勤勉经营。蒙民伟现在虽然较少亲身到市场一线，但是他时常在公司察看、试用新品，从电饭煲、电风扇到电视机、洗衣机等所有家电产品，他都要求自己了然于胸，跟数十年前并无二致。
“蒙民伟不好对付。”这是松下的员工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对松下公司派驻香港市场的负责人浮田顺一的告诫。浮田顺一刚上任，记不住产品的资料，反而是蒙民伟讲给他听。时至今日，蒙民伟仍能记得数十年来的纷繁的产品，对编号和规格如数家珍。在计算价格时，松下员工有时给出的价格并不是严格按照约定来计算的，这时，蒙民伟便言辞锋利，一定要按照一定的利润率算精确，“连一日元也斤斤计较”。
曾有一段时间，松下在新加坡的代理商发现，新加坡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松下收音机，竟然是从香港输送过去的。后来才知道，因为蒙民伟在进口价格上严格把控，因此可以按较低的价格批发出去，而有些商户把批发的收音机运往香港，加上运费，竟然比新加坡本地代理商的价格还低。尽管蒙民伟跟松下幸之助有深交，但是商业毕竟是商业，他严格维护利益，甚至不顾及情面。
松下曾经交付给蒙民伟的冰箱，因为装运不妥而使得冰箱满是钉子钻出的洞孔，但松下责任人却百般推诿。蒙民伟精心安排了一场宴席，邀请松下30名核心高层赴宴，当着松下幸之助及所有高层的面，这样致辞：“松下公司实在非常了不起，在冰箱上都能开洞。多谢送给我的贵重的铁钉。”他接着话锋更加锐利，“究竟松下有没有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决心呢？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它倒是发明了这种把空气往外送的冰箱。”一席话说得松下幸之助怒火中烧，亲自督办这件事，直至圆满解决。
蒙民伟在做推销的时候，和他跟松下公司打交道一样，完全体现出商人的精明和勤勉。上世纪60年代初，新式的电饭煲诞生，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奇异的新玩意，初次看到时，还以为是新式的痰盂。为了打开销路，蒙民伟到大街上的商铺一家家敲门做演示。他去了常光顾的一家理发店，随身带一个电饭煲、一袋糯米和一些腊肠，现场便煮起饭来。待饭香四溢，顾客们都惊奇、欣喜，纷纷购买。更加奇妙的是，这种挨家挨户的推销方式，以后竟然成为松下在全球推销电饭煲的通用策略。
另外，由于长年和顾客在一起体会产品性能，蒙民伟向松下提出很多改进的建议。比如，电饭煲采用玻璃做锅盖，就是因为蒙民伟知道香港顾客煮饭时会放腊肠或咸鸭蛋，需要不时地看是否已经熟了，而传统的不透明的锅盖就不能做到。玻璃盖的提议最终被松下采纳，用到全球所有产品中。
也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以来，松下待蒙民伟和信兴集团通常有着与一般代理商不同的优待。“但是，现在的松下新员工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公司对蒙先生比较特殊。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合作有着如此成果，信任如此深厚，新员工不一定了解这些历史。”蒙民伟说。
随着最近几十年电器在香港的普及，信兴集团已成为香港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电器供应商。如果说这是时势之利，那么，蒙民伟从精明的小商人到商界大佬的转变，则在信念上有着指引信兴稳固前行的灯塔。
不投机，要感恩
蒙民伟的思维有跳跃性，前一句话在说一件事，可能后一句话就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但是，他坚持的一些守则和规训，还是会回到他的话题上。有一个守则，是他一辈子坚守不渝的，那就是不投机。
这似乎像个难解的哲理问题，因为所有的商业行为，从根本上说都是瞅准某种机会而展开的，很难说不是投机。但是在蒙民伟较为缓慢的强调语气中，他用自己举例来解释什么是投机。尽管信兴集团旗 下拥有十多家公司，但是，最为核心的产业，仍是电器贸易。在他看来，坚持电器贸易为主的产业，既是他的所长，同时，又避免因进入过多行业而误入歧途。在香港，蒙民伟看了很多商业大亨是如何自我修炼的，他们通常是因为在某个行业做得出色，接着进行大规模的多元化投资，尤其是房地产，迅速积累财富，有时原来的主业地位反而被降低甚至是被忽略了。“公司大了就做房地产，急功近利，这就是一种投机。”蒙民伟说，“但是那么多的大公司都去做房地产，这种风气难道是健康的吗？”
另一种“投机”，在蒙民伟看来是过多地介入金融领域。很多公司看到股市强劲，争相掏巨资入市而置风险于不顾，无疑容易惹火上身。更加严重的是，利用信贷而达成的大规模扩张，其根基是非常不牢固的。还在小时候，蒙民伟的父亲就教导他：“投机的买卖不可以做，赌钱不可以做。不要向银行过分借贷来做生意。银行天晴时借雨伞给你，但到下雨的时候，便会向你讨回。”
就在秋冬之交，香港的老牌百货店已经因为金融风暴而断了资金链，倒闭关门。对此，蒙民伟深有所感，说零售业本来就是非常薄利的行业，如果太多依赖信贷，那么一旦风险来袭，都很难抵挡得住。蒙民伟说，自己做生意至今，几乎没有向银行借过钱，全靠自己积累，因而这次的金融风暴，对信兴集团没太多影响，况且他早就在公司内部告诫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风暴对我们其实还有个好处，就是电饭煲更好卖了，因为更多人不在酒楼吃饭，都回家吃了。”蒙民伟微微一笑。
回想与松下幸之助的交往，蒙民伟记得，对方也是非常明确地对蒙民伟说：“不要做投机的事。”几十年前蒙民伟拒绝做索尼的代理商，一方面是要信守和松下幸之助的君子协定，另一方面，也是他知道，不可见利而忘恩。他说，松下成就了信兴集团，而信兴应该牢记这份恩情，不能心生旁鹜，做出有负情义的事。
蒙民伟的商业生涯，其实贯穿着关于“破”和“立”的故事。在变化纷纭的时代，商机不断涌现，利害关系也可瞬间转换，所有的公司都在寻求自己最有利的处世之道。这本是商业本质使然。只不过，那些过于急功近利而过度投机、全然忘本的做法，在蒙民伟看来，就是应该摒除的商业急躁症。他自己的商业经历正是践行这种观念，是对急躁、投机的习气的“破”。在“立”方面，从他创立公司所提倡的“有信则兴”开始，乃至信守55年来和松下幸之助的君子协定，都是在构筑诚信这种基础性的商业精神。
商业之外的角色
其实，蒙民伟也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只不过他的出现更多的是做捐赠，而不是关于商业的体会。最近，“蒙民伟内地、香港大学交换生奖学金”正式成立，以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大学生进行交流，内地及香港一共有12所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可借助这个计划，通过“配对”的方式去交流。这是20多年来蒙民伟从事公益事业的最新行动。
蒙民伟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甚至可以列一个清单，早在1981年他已出任“香港明爱基金”筹款委员会主席；1984～1987年期间，担任“香港公益金”理事；在1984年，他设立“信兴教育及慈善基金”，热心支持内地及香港甚至国外机构的教育、医疗、康乐、体育及环保等公益事业，多年来捐款逾5亿港元。
由于蒙民伟的公益事业受到外界肯定，他先后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颁发顾问教授称号，法兰西委员会颁予国际杰出人物金杯奖及英国剑桥大学授予荣誉院士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机构都得到过蒙民伟的资助。香港、内地多家大学都有以他姓名命名的大楼。“我很重视教育，所以用自己的名去命名，并非为名，而是希望鼓励更多人对教育做出捐献。”蒙民伟说。
“那么，假设没有松下，信兴公司会怎样呢？”在办公室里，蒙民伟读着向他抛出的这个问题，他不认同这种提法。“既然是假设，那就无法回答，人和事都不能假设。”他说：“但是，你相信‘命’吗？我是信的，命运就是一种机遇，你感觉到了，就应该去做。我大学是读航空工程的，我的理想在航空，假设我能实现愿望，那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是无法假设的，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