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不断加大投资以及寻找准确的市场脉搏，英特尔用23年的时间成功将中国变成新兴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引擎。

　　保罗 . 欧德宁（Paul S. Otellini）脸上并没有由于短时间内不停地切换城市以及要参加高密度的公开活动而表现出丝毫疲倦，前一天上午他还在大连参观公司投资25亿美元的300毫米芯片工厂，当天晚上他就要赶到北京举行的记者会，宣布另一项新的投资。第二天一大早他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 虽然这一天北京少见地下起了小雨，但在这座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光华管理学院新建的报告厅里早已经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这一站或许是欧德宁访华期间最喜欢的环节，看起来不太强势，反而有着学者风范的欧德宁对待每一个来自学生的问题 —— 无论是关于竞争对手AMD前CEO，还是芯片业价格战等方面的问题，态度都相当认真。作为英特尔诞生40年来的第五任CEO，欧德宁有理由对这一场演讲甚至辩论充满期望，就像英特尔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的期待。“中国是我们十分重视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认为，中国将有望在5年到10年内跃升成为我们的第一大消费市场。”欧德宁在前一天视察大连芯片工厂建设工地时信心十足地对《东方企业家》表示，“毫无疑问，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种自信无疑是建立在英特尔在华23年的经验上。2007财年，英特尔销售收入383.34亿美元中，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的收入达139.01亿美元，占英特尔总收入的36%，增长14.2%.其规模已经大于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之和，并且仍维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与一些跨国公司不同的是，很早就开始尝试全球化的英特尔75%的市场是在美国之外，尤其是代表了新兴市场主要力量的亚太区，则是为其贡献了50%以上销售收入。事实上，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了众多行业全球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例如个人电脑的使用量在新兴市场中的增长率为22%，而在成熟市场仅为12%；新兴市场的手机用户增长率为36%，成熟市场则为9%.“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新兴市场一直是决定我们发展模式的根本要素。”欧德宁表示。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拥有最重要新兴市场的亚太区所受到的冲击最小，英特尔在这里的投资将得到很好的保护。

　　不仅如此，中国也已经是英特尔除了美国本土以外投资最大、机构设置最全的一个市场，在美国有的功能部门都能在中国找到。“因此我们追加了对中国的投资，斥巨资在大连修建的芯片厂就是一个证明，在亚洲的其他地方我们都不会有这么大的手笔。这也说明了我们眼中的市场潜力就在这里。”

　　创新主战场

　　到现在，如果将英特尔所有在中国的机构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中国市场基本拥有了美国总部大多数部门拥有的职能，除了销售渠道的完善 —— 该公司销售和市场活动已经遍布中国300多个城市，英特尔在中国的整体布局基本完成。英特尔在中国部署的研发机构已达四个，包括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英特尔亚太区研发有限公司、英特尔中国软件中心和英特尔亚太区应用设计中心，它们是英特尔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这也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单纯的消费市场转向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市场。

　　英特尔中国要塑造中国IT产业生态圈，无法离开研发上的投资。该公司的策略是将新技术带到中国，并真正把中国当作创新的主场，而非仅仅着眼于收割短期利润。不仅如此，作为另一大投资，该公司布局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已从芯片的封装、测试，延展到芯片组的生产，这三个工厂分别部署在上海、成都和大连。“从英特尔全球的生产布局来看，这三个工厂都是英特尔内部一个产业链上面必备的环节。”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说道，“我们的走向是从支持浦东开始，从浦东开发到西部大开发，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的这些指引，我们跟着同步走。”

　　不过这三个项目的策划都非一帆风顺，正如戈峻所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1990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浦东大开发”的策略。当1994年，英特尔成立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之后，便以此为依托，从总部派出团队来上海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戈峻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个小插曲是，当时确定选址闵行区的一块地建封装厂，等准备工作就绪时却风云突变，国家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征税，然而这对于需要大量进口设备的芯片封装厂来说至关紧要，英特尔只能从可以继续免税的浦东保税区另行选址。

　　这之后，英特尔一期投资浦东1.98亿美元，建成闪存封装测试厂。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浦东工厂改为英特尔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到现在，英特尔在浦东的投资已经连续追加到5.39亿美元。1999年3月，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年底，英特尔不失时机地到中国中西部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作为当时4个备选城市之一的成都，其实离英特尔所要求的国际化生产基地还差距很远，而且相比之下运输成本也稍高，但由于成都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并专门开辟了服务的快速通道，2003年8月，英特尔决定将3.75亿美元的这笔投资放在成都，而这笔投资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落户成都的单笔最大外资。现在英特尔最高端的芯片组和CPU产品都在成都和上海进行封装测试，这两个工厂贡献了英特尔全部产能的约1/4.英特尔每到一处带来的不仅仅是项目本身，还有整个上下游生产链。“我记得刚去的时候，整个成都高新区只有英特尔一家企业，高新区的状况非常‘原始’。”戈峻回忆说。而英特尔 驻短短两年时间内，成都迅速积聚了大批芯片上下游企业。不久之后，中芯国际投资1.75亿美元建设成都集成电路测试封装厂；马来西亚友尼森公司也投资2.1亿美元在成都建设半导体测试封装工厂；美国芯源系统公司（MPS）也决定投资1200万美元在成都设立芯片基地；全球第二大电子连接器制造商莫仕连接器公司也确定在成都建厂，总投资不低于7000万美元。

　　从全球来看，英特尔在爱尔兰投资也为爱尔兰促成了一个总计50多亿美元的投资，“当时去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氛围，马来西亚也一样。”参与多个工厂选址的戈峻说。

　　相比上海和成都的芯片工厂，英特尔对大连的投资更令人瞩目，这笔25亿美元的投资，创下了多个“第一”—— 英特尔对中国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单笔投资；中国迄今为止获得的单笔最大的外商投资和高科技投资；英特尔15年来第一次在全新的地点兴建芯片工厂（1992年在爱尔兰建立了Fab10号芯片厂）；大连厂也是迄今为止英特尔在亚洲所建立的第一个芯片工厂。2004年4月，时任英特尔公司全球总裁兼CEO的克瑞格 . 贝瑞特（Craig Barrett）亲自到辽宁实地访问，英特尔的考察小组也来到大连，两年后，这个代号为“F68”的300 毫米（12 英寸）芯片制造工厂被确定在了大连。由于涉及纳米和制程方面高端技术的转移，为了投资大连芯片厂，贝瑞特多次前往美国国会山沟通，前后长达1年多。

　　大连工厂的出现，芯片前端制造的世界一流技术和制造工艺也被带进中国，使中国PC产业形成了从芯片制造到终端组装的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亲手缔造了这个项目的贝瑞特不止一次地表示，英特尔到中国投资“不是在短期内取悦谁的机遇性事件”，而是基于“长期性的关系”；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1年、5年或是10年的关系，而是数十年时间的共同发展。而当中国将有望在5年到10年内跃升为英特尔第一大消费市场的判断成立，这一投资就显得颇为必要，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有最好的教育系统。

　　现在，大连工厂第一批员工的招聘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在当地融入得很好。”英特尔大连工厂总经理科比 . 杰斐逊（Kirby Jefferson）说。而他自己也喜欢上了大连这个城市，并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柯必杰。

　　毫无疑问，大连也将获得与上海、成都同样的成效，很多上下游企业在逐步跟大连洽谈，希望能够在当地建立他们的运行系统，政府也正在筹划半导体基地，英特尔甚至把全球供应商大会放在大连举行，吸引全球半导体方面的供应商都去大连了解情况，“整个系统逐步在形成，我觉得会很快在当地形成比较良好的运行氛围，前景已经非常明朗了。”戈峻表示。

　　作为创新的重要一环，从1998年起，围绕着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英特尔投资部在中国扩展了风险投资计划，迄今为止已经投资了50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已有10家公司公开上市或被收购，投资金额超过其在亚洲投资总额的1/3.2005年6月，欧德宁更是在北京亲自宣布了2亿美元“英特尔投资中国技术基金”的设立，这是其设立的第一个区域基金，接着在2008 年 4 月，又宣布成立5亿美元的“英特尔投资-中国技术基金II”。已经成功上市的德信无线、珠海炬力、金山软件都是其“基金I”的成员，上海浩方在线，新奥特、东方宽频则是“基金II”的投资对象。

　　黄金时期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英特尔也在找寻在中国经营业务的“窍门”。

　　早在1979年，英特尔就显示出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之国的兴趣，但当时中国PC市场还未成熟，直到6年后的1985年，英特尔才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代表处。“当时英特尔只是在北京民族饭店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办事处，职员两名，也没有任何投资。”戈峻说道。

　　正如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开端一样，英特尔最初设在中国的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推销其在全球的非核心产品。在着陆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尽管没有人敢低估中国这一新兴市场的澎湃潜力，但在英特尔内部，也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如何才能将这种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务动力。直到199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94年，当时分别担任英特尔公司CEO和COO的安迪 . 格鲁夫（Andrew Grove）和贝瑞特首次访华，之后不久，英特尔便在上海的漕河泾设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软件研发中心 ，也就是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英特尔对中国真正的投资正是从1994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戈峻刚刚到英特尔总部做实习生，“后来我想，或许是因为英特尔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所以才引进我这个在美国学商法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开始频繁的接触英特尔在中国的业务，1995年10月，即将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的重庆人杨叙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 离开美国总部到中国来闯出一片天。1986年，还是美国GMI（通用汽车学院）工程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杨叙便被英特尔录取为实习生，4年以后，杨叙完成学业，结束了英特尔实习生涯，被聘为正式职员前往英特尔位于俄勒冈州的系统部就职。

　　回到中国的杨叙已经有将近10年的英特尔工作经历，对于英特尔的风格相当了解，而作为中国人，他也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在这一片市场努力的方向。1995年的中国PC市场，DIY机型占50%的市场份额，国外品牌占40%有余，国内品牌不足10%，占据市场主要地位的国外品牌在中国销售的 是欧美市场的存货，奔腾只在欧美市场出售。结果便是，当“奔腾”产品早已遍布欧美市场达两年之久时，486机型甚至386机型还继续充斥国内PC市场，而且这种低配置的PC价格却高于配置更高的美国市场PC的50%.杨叙坚信，通过扶持国内企业，扩大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以此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政府一定会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信息产业的发展，国内PC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契机。

　　经过不断沟通，联想的杨元庆愿意作为杨叙“奔腾”计划的第一个尝试者，为此杨叙还专程飞往美国总部寻求支持，英特尔破例给联想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价格。1996年4月“万元奔腾”计划启动，联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PC企业的领导者，其他国内企业也纷纷选择跟进，“万元奔腾”计划一路高歌猛进。这一年，英特尔的销售收入因为在中国的大获成功而增长了29%，达到208亿美元，净收益更高达52亿美元。相比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半导体制造商包括AMD、Cyrix都损失惨重，行业平均年收益从1986年以后的21%左右首次降至9%.而这一变革也成就了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中国PC企业的黄金发展期，联想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头羊，英特尔中国业务也随之飞速增长，中国也在该公司的版图中升级为“战略市场”。2000年，由于突出的工作业绩，杨叙升任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全面负责中国的销售和市场工作。

　　中国式创新

　　“万元奔腾”计划之后，看到效果的英特尔总部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中国要在第一时间拥有英特尔最新的产品”。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并在之后的数年成为了该公司在新兴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英特尔在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第一时间带到中国，用先进技术产品打造产业链，与合作伙伴寻找更多商业化的新兴应用。”杨叙表示。

　　这一场胜利为英特尔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定了基调 —— 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大、更完善的IT产业链和生态圈，“共赢”才是自己成功的基础。就像杨叙最平常的一个举动，就是频繁出现在合作伙伴有着“Intel Inside”标记的重要产品发布现场，从“奔腾”到“酷睿2”再到不久前专为互联网移动终端发布的“凌动”，英特尔一直扮演着产业引导者和拉动者的角色，然后水到渠成地成为受益者。

　　英特尔对于中国市场的理解远不止于此，不断地基于本地市场的情况开发出新的销售渠道，正是该公司率先将起初并不太起眼的网吧成功地转化为一块丰收之地。2003年冬天，时任英特尔公司亚太区联合总经理兼中国区总经理杨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走进了哈尔滨的一个网吧，尽管之前他对于网吧并没有好印象，但这家网吧的情况却改变了他原来的印象，不仅如此，他发现，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那个时候，中国共有11万多家网吧，以平均每家网吧100台电脑计算，中国网吧业中就蕴含有1100万台电脑，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网吧往往为了向网民提供一些最具挑战性和最新的网络游戏，网吧业主每两年左右就更换一次电脑，这意味着每年会有大约600万台左右的电脑被更换。毫无疑问，中国的网吧完全可以被打造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脑消费市场之一。

　　杨叙心里明白必须制定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网吧业的长期战略，但问题是如何介入这块市场并说服公司总部接受他们的这个决定。9个月之后，网吧项目的小组负责人把时任英特尔COO的欧德宁带到了上海的网吧，看到网吧“壮观景象”的欧德宁决定接受这项计划。2005年年初，英特尔推出了第一套网吧管理软件，这款软件可以帮助网吧业主管理网吧。依托于这一网吧管理技术，英特尔与联想、海尔等国内的电脑生产商以及中国台湾的一些电脑元件供应商进行协作结成一个战略同盟。现在，除了区域分销商和分装制造销售商，网吧也是英特尔中国最主要的三个销售渠道之一。在此之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AMD也制定了自己的网吧策略，甚至在这一领域一度与英特尔分庭抗礼。

　　起初要让远在美国的总部了解这个计划充满了困难，毕竟全球一半左右的网吧电脑都在中国，总部很难有这个经验，况且，在此之前，英特尔在中国的开发团队从未在中国研制过软件产品。然而网吧项目的创新给了英特尔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在新兴国家市场中找到其他一些大量密集使用电脑的地方，例如学校、呼叫中心，然后复制这个做法，这一首次在中国研究开发出来的软件产品也被推销到海外。而本来专为低端市场设计的“凌动”处理器已经不仅仅在新兴市场流行，装有这种成本低性能高的微处理器的计算机产品也风靡欧美市场，“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欧德宁表示。

　　关乎英特尔在中国第三个十年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恐怕是中国区在其全球架构地位的升级。2007年1月1日，英特尔正式把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进行销售与市场运作，中国大区成为继美国、欧洲、中东部非洲和亚太区之后的第五个独立报告区域。在此之前，中国与其他13个国家和地区并列隶属于英特尔亚太区。在高管设置上，英特尔中国区也和其他区域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 取消“two in one box”，由杨叙独立担任中国区总经理，直接向美国总部汇报，“英特尔中国公司将获得更敏捷的响应、更及时的决策，并能够分享更加广泛的全球资源。”杨叙解释说。

　　大多数跨国企业的做法是将日本地区从亚太区中单独划出来进行管理，但中国区的&# 8220;独立”却很少见，完全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特殊待遇”。以英特尔公司首席销售与市场官马宏升对此决策的解读，通过在中国24年的发展历程，英特尔积累了对于这个巨大而多样化市场的理解，“目前是让中国成为独立的销售与市场地区的最恰当时机。”

　　2009年1月9日，43岁的杨叙更是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大区总裁，全面负责英特尔在中国的运营及战略，此举被看作是该公司继续深化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现在，中国区能够更“自主”地尝试更多创新的业务模式，例如把京东商城、淘宝等电子商务网站也开辟为销售渠道，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渠道在未来的发展潜力，那里可能成为中国消费者一个主要的购买电子产品的渠道。

　　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类似的创新和投资力度将不会减弱。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曾经说过，当危机来临时，省钱并不能为你找到出路。“我们明年的投资计划保持不变，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是率先把32纳米技术投入生产线。”欧德宁说。每当英特尔产品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刻，PC市场的格局都会发生重大改变，而到那时中国无疑将成为这一次变革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