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乎于绝对的理性主义成就了谷歌堪称壮观的公司基业，但也许同时也留下了造成未来根基松动的罅隙与缺陷。
虽然不喜欢对外界发声，但谷歌是一家知行高度合一的公司。这家由两个斯坦福计算机系学生所创办的公司与其他很多公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一直极其忠实地在践行创始人的思想和观念，两位创始人也尽量不妥协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运用于他们的经营与管理之中，这些理念包括极度的理性主义、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和质朴的自由市场信念等。对于这样一家极其忠实践行创始人思想和观念的公司，深入了解它的经营哲学和思维方式是知晓其下一步行动的重要依据，有时甚至是唯一依据。
谷歌哲学
自成名以来，谷歌的成功往往被归纳于硅谷神话的一个典型版本，简而言之，就是几个天才极客在一起鼓捣出了一种技术上极其领先的发明或产品，并通过风险投资的煽风点火进行成功的商业推广，在其他模仿者跟进之前得以迅速占据主流市场。
这种看法不仅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抹煞了谷歌与很多硅谷公司的差异。与惠普、苹果和微软等具有黑客文化的硅谷公司不一样的是，谷歌搜索引擎脱胎于一个学院气息十分浓厚的科研项目：科技论文的数据库索引管理。拉里.佩吉将科研界常用的以被引用次数和重要性来衡量论文品质的思路应用于对网页的搜索，并与擅长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谢尔盖.布林一起开发出PageRank技术，从而推出了Google搜索引擎的原型。
但与其将谷歌的商业成功归功于出色的技术产品，不如说他们如何运用这种技术更为关键。谷歌研究者理查德.勃兰特在《谷歌小子》(Inside Larry and Sergey"s Brain)一书的导言里中肯地评价道：“谷歌搜索引擎的最初设计与其竞争对手的技术含量不相上下，关键在于他们利用技术的方式，以及拒绝滥用技术的方式。”
如果我们回到谷歌尚只拥有7名雇员的1999年，雅虎、微软、Ask Jeeves、Alta Vista和Lycos等公司都早已进军搜索引擎领域，尽管谷歌拥有独特的PageRank，但在搜索领域，对于用户来说，搜索结果的优劣其实很难清楚地一一分辨，也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进行比较，这意味着一家提供搜索的公司改善服务质量的动机并不那么强，而且往往还面临着人工干预搜索结果的诱惑。当时业界的主流看法是，搜索已是一种难有商业作为的应用，即使是专门开发搜索引擎的公司，要么甘于作为门户网站的后台技术提供商，要么模仿雅虎的门户策略，将大量内容堆砌在自己的网站首页。
而新生的谷歌却与众不同，他们认为搜索价值远大，坚持极尽简约的页面和快速高效的体验，并且坚持完全根据计算机算法来排列搜索结果，抵御一切人工干预，包括广告。尽管人们都同意这个搜索引擎很好用，但他们也担心它能否存活下来。就连两位创始人对于搜索如何带来商业回报也没有十足把握，他们只是执拗地坚持不让这些生计问题来影响用户体验。
不过，跟人们想象中不一样的是，佩吉和布林绝不是反商业主义者，相反，他们俩对经商都兴趣浓厚。少年时代的佩吉十分推崇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未能将自己的发明充分商业化，特斯拉所取得的成就和认可远远低于他的竞争对手爱迪生，因此，能否通过商业组织在大众中普及跟提出独创性的发明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
不过，他们拿不准搜索引擎服务是否能够由商业组织来提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佩吉都认为搜索引擎应该是一种由非营利性机构来提供的公共服务，布林则在他的学术论文中论证任何广告赞助都会使搜索引擎的结果偏离公正，谷歌著名的不作恶原则，最初的本意就是指不商业化，它来自于谷歌早期员工埃米.帕特尔对销售人员不要因为商业利益而干预搜索结果的告诫。
最终的结果证明佩吉和布林的坚持是对的，到了2001年，竞争对手大都败下阵来，有的溃败于由于商业广告而严重扭曲的搜索结果，有的则是被繁杂的门户战略所遮盖。有人如此评价，谷歌的幸运在于其他人都搞砸了，但这种幸运首先源自于谷歌真正去践行他们所相信的技术哲学和商业理念。
回过头来看，正是这种哲学和理念让他们做出并且坚持了堪称高明的商业策略，让搜索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互联网应用——尽管我们现在都知道搜索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体验足够好的搜索引擎，搜索决不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
谷歌方式
佩吉和布林都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太过于乐观了。即使在大众文化中机器人统治人类成为流行题材，对人工智能没有太多了解的人们也在表达对机器人威胁的忧虑时，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仍然以一种极度乐观的方式来看待和谈论技术，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将电影《太空漫游2001》中那个已经成为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象征的机器人哈尔(Hal)一角来比作谷歌的努力方向，布林曾一本正经地告诉一位访问者，“哈尔的能量就是谷歌所努力的目标，而且更好的是它还不会在外太空里染上病毒而杀死人类”。
所有那些看起来“不靠谱”的观念和行为，让谷歌的早期风险投资人决定从创始人手中“拯救”这家公司，他们极力要求谷歌雇佣一名CEO来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内的75名候选人都曾在这个漫长的猎头过程中接受佩吉和布林的面试，最终，他们俩选择了时任Novell公司CEO的埃里克.施密特。
看起来，施密特的面试过程并没有显示出太多被认可的征兆。在这次见面中，佩吉和布林历数了施密特在Novell公司所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几乎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施密特虽然极力争辩，但在半年后，他承认佩吉和布林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的，这次令他备受“摧残”的面试是他经历过的最有启发的一次对话。
而这个选择本身也能反映出谷歌创始人的经营哲学，他们并不指望找一个每件事都做对的人，一种算法的好处并不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会提供正确的结果，而在于它可以根据实证的结果来不断证伪和调校，最终达到与现实同步，同样，“弄清一个正确决策的原因比做出一个正确决策更加重要”。在谈及施密特最重要的优势，佩吉表示是“他犯过错，尝过失败的滋味”。
作为两个经过严格计算机编程教育的理工科学生，佩吉和布林将自己在学术训练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不折不扣地应用于企业经营和管理之中，并将这种思维方式推广至整个公司的运营。谷歌将是否拥有名校的博士学位视作录用员工的重要依据，丝毫不担心被人视作过于学院气。谷歌还会将一些此前仅在理论上被证明可行的学术成果毫不犹豫推向市场。提出假设，然后建立模型，大量进行数据分析，并根据结果来修正假设并进入下一个循环——这种典型的工程师思维被谷歌运用于日常的商业决策之中，而且谷歌比其他公司更加笃信由此得出的结果，并坚定地将它践行于现实世界。
谷歌甚至将数据挖掘作为一种管理技术应用于公司的员工管理。佩吉和布林希望建立一种完全依赖数据来管理员工业绩的模式，每一个经营和管理决策都需要建立在充分的数据支持之上，因此，它比任何一家公司都依赖于对员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比如以员工考绩、升迁及薪资等为基础数据来评估员工对于工作职位的满意度和离职的可能性。
甚至在谷歌公司传奇般丰厚员工福利待遇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一种理性的计算，谷歌工程人员招聘负责人阿兰.尤斯塔斯(Alan Eustale)曾解释道，如果工作地点没有食物和休息场所，那么员工需要为此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一旦决定提供食物，那么在提供精美的食物与仅够果腹之间的成本差值并不大，远远低于由此而被激发的员工投入的价值。
这种近乎基于绝对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佩吉、布林和施密特组成的三人决策层在随后的公司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让那些曾看淡谷歌商业前景的人们大跌眼镜，也让原本强势的风险投资在谷歌公司最大程度上克制了他们对经营和管理的干预。
在成功上市之后，谷歌开始回归到与其他硅谷成功公司更加类似的竞争路线：从产品领先，到成本领先，最终到人力资本领先。人们也许忽视了应对海量搜索所需要的高昂成本和谷歌降低计算成本的能力，当初雅虎拒绝将搜索作为独立业务来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按照门户的竞争法则，搜索所带来的流量成本收益比不够高。但他们没有像谷歌那样用来降低计算和存储成本来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谷歌的运算中心跟它的算法一样同属这家公司的最高核心机密。
最终，佩吉和布林建立起了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公司：雇用最聪明的工程师，让他们在最放松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投入工作。说到底，这是几乎所有硅谷公司最终共同的经营模式，只是看谁实现得更为彻底。
在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谷歌借机汇聚的人力资本已经令人生畏，一位风险投资家表示，谷歌正在吸吮其他公司生态系统里的氧气，最好的工程师都在向这家公司集中，而谷歌此时优先关注的事项，是将那些尚不能被软件处理的信息数字化，并根据这一逻辑向各个领域伸展：视频、浏览器、操作系统、移动互联……
看起来，这家公司无所不能而且难以匹敌，但就在此时，哈佛大学的大学新生马克.扎克伯格踩着他那双著名的阿迪达斯拖鞋，建立了一个名叫the Facebook的社交网站。
【链接】布林如何治病?
也许最能够体现谷歌创始人对于理性主义信仰的是他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布林曾经作为他的妻子安妮.沃西基开设的私人基因公司“23 and Me”的第一个客户而获得了解自己基因的机会，他发现自己的第12号染色体隐藏着LRRK2基因突变，这种突变与他患有帕金森综合征的母亲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他得帕金森综合征的机率高达50%到55%，而普通人得这种病的机率是1%。
当布林知道自己携带LRRK2基因突变后，除了通过体育锻炼和饮用绿茶来降低患病概率，他还资助了一家帕金森综合征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在线的帕金森综合征遗传数据库，该数据库计划收集10000名患者自愿贡献的DNA样本信息，并根据信息来寻找帮助治疗帕金森综合征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布林决意采用一种更加互联网的方式来攻克目前还无法治疗的帕金森综合征。传统的医疗方法研究流程是：提出假说、数据整理、分析、审核，然后提交和发布，布林采用的研究方式却更接近计算机科学的逻辑：首先制造软件工具，然后收集数据，分析并提交结果。这种建立在海量数据和高性能计算上的新研究模式，已经在一些实验中展现出它能够大大缩短研究周期。
对于他的方式，布林评价道：“医学研究的速度就像是冰川融化的速度，我已经习惯互联网的速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搜索并收集到很多不同地方的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到方向，就会被引领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链接】谁曾经影响谷歌?
哈尔.范里安：谷歌是除投资银行之外少数拥有“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职位的公司。范里安曾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院长，代表性学术成果是《信息法则：网络经济战略指南》一书，该书探讨如何在网络经济中营销和分销产品。凭借自己所擅长的经济机制设计学，范里安牵头为谷歌设计了广告竞价系统，帮助谷歌最大化地从广告主那里获取收入。在这套系统大获成功之后，雅虎和微软也都开始雇用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
劳伦斯.莱斯格：虽然并未在谷歌担任正式职务，但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莱斯格是谷歌图书馆项目最重要的思想支持者之一，他是著名的版权保护质疑者，曾经著有《代码》、《思想的未来》等著作，并一直在推动版权法的立法革新。毫无疑问，莱斯格将成为能够改变谷歌与内容出版行业之间力量对比和合作方式的人物。
比尔.坎贝尔：被称为“硅谷教练”的坎贝尔曾经是唯一可以参与谷歌项目会议的非谷歌职员，他还手把手地告诉佩吉和布林一家酷公司和一家伟大公司之间的区别。跟施密特一样，坎贝尔曾经同时担任苹果和谷歌两家公司的董事，由于这两家公司移动互联领域越来越激烈的利益冲突，去年10月，他选择退出谷歌董事会，而此前施密特也选择从苹果董事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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