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爱之深，恨之切！当年薪450万欧元的卡马乔率领国足接连输给约旦和伊拉克之后，球迷的失落似乎并没有转为绝望。

　　爱之深，恨之切！当年薪450万欧元的卡马乔率领国足接连输给约旦和伊拉克之后，球迷的失落似乎并没有转为绝望。

　　近日，由体育总局、财政部、教育部等多部门领导的一趟日本考察之行，便引发了两大“猜想”，一是：在这次调研后，体育总局将会对足球管理体制进行手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管中心将被裁撤掉，被剥离行政职权的中国足协，将担负起中国足球发展重任，成为一个纯正的体育协会；二是：有关方面已经向上级提出，成立协调多部委参与的级别更高的足球办公室。

　　“相对而言，后者可能性较大点。”《体坛周报》社副社长、体坛传媒副总裁颜强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相关人士认为，第一种猜想也未必没有可能，就足球改革发展而言，中国与日本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甚至比日本早一年，但近20年之后，彼此间的差距是明显的。“去日本考察远比去欧洲一些国家考察更好，而日本的管理体系也许不会照搬，但值得借鉴。”

　　错失2004年改革良机？

　　如果时间倒回到17年前，也许那时，中国足球还能找到一点点尊严。

　　1994年，是中国职业化足球元年，但这也是中国足球背水一战的选择，因为在1992年，以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得以确认时正是中国体育体制转向“奥运战略”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下，足球是在被“抛弃”的边缘。

　　但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改革一样，长期奉行专业体育的举国体制，并无实施职业足球的市场化微观基础，采用了由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由带有行政权力属性的中国足协来担任市场化建设的启动者和孵化者。

　　的确，在最初改革的十年也是中国足球市场化程度最快的十年里，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投资可以从1993年的100万元迅速“炒到”2000万元甚至更高，十年里，每家俱乐部的平均广告收益集中在从最初的几十万增加到3000万元上下，十年里，中国足协也从曾经“命悬一线”成为“高收入”官方部门。

　　当然，这“拔苗助长”的十年也种下了“黄、赌、毒、假”。

　　“市场主体的发育，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应该逐渐淡出具体的经营，还是要建立一个一个符合市场原则和法制要求的职业足球市场，2004年应该是错失了一次机会。”足球评论员王俊表示。

　　“政企分开”是方向？

　　事实上，在打黑风暴开始后，有关“G7”当年的“提案”常被圈里圈外人提及，尤其是G7当年的“革命纲领”：就是向足协索要联赛所有权、联赛管理权、联赛经营权、联赛监督权四个权力。

　　“虽然目前只是被提及，但可以看出，上上下下还是有所反思的。”相关人士表示。

　　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足协是半官方的机构。

　　“由于中国足协本身就是新兴的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主导者，如果它顽固拒绝制定更合理的规则，拒绝赋予利益各方相应的权利，那么，在现行的框架内，无论是哪方，都很难推动前进。而最终，中国职业足球很快就沦为了弃儿。”王俊表示。

　　2009年，上任的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也曾承认，管办不分，政企不分，“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出现了假、赌、黑丑恶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和机制有关系。”

　　“政企分开”看似是中国足协改革的努力方向。

　　今年下半年，由国务院指导、体育总局与十部委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足球调研活动，目前已结束了北京、成都、杭州三站调研，最后一站是赴日本进行考察学习。

　　此次调研团成员不仅来自体育总局，还有足管中心主任韦迪；部分成员来自国务院、财政部、教育部有关领导。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在上月底北京进行中超投资人会后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调研会将全面对中国足球目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汇总，调研结束后我们会形成文字，并上交，由国务院形成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决策性文件。”

　　这也被视为“打黑沉寂两年”后的中国足球会出现真正“拐点”的信号。

　　“足球项目牵涉的部门、范围太广，单靠体育体系无法完成协调沟通各部委的工作。比如，青少年的普及率，这是需要教育部等部门之间有协调。”颜强表示。

　　而坊间流传的另一说法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管中心将被裁撤，被剥离行政职权的“足协”将担负起中国足球发展重任。对此，一位足球圈内人士表示：“虽然，十多年前规划的体育系统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协会实体化，将实际管理权交付协会，但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至于如果成立后的足球办公室是否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该人士认为：“即便成立级别更高的足球办公室，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将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