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政府监管议题外，针对中概股的中美司法互动悄然进行，但尚无法确认跨国的“联合工作”是否已经展开。
而中方依据现有保密法，倾向于由美方提出材料清单，中方政府部门转而提供的模式。
过去的一年间，市场不断讨论联合监管的效果，中美两国间依然缺少一纸协定，
自去年中国概念股暴露财务问题被大量做空后，这项开始于至少四年前（美方认为是六年前）的证券市场跨国监管谈判，开始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层面受到重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等都已公开就此项议题发言。
在众多投资论坛上，在中国面临客户萎缩的投行和律所代表则认为，跨国监管需要提振市场信心，以打击肆无忌惮的联合做空者。联合监管亦被一些市场上看长的投资者寄予厚望。
在经历2010年四季度数十例高市盈率IPO景观后，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在美上市公司今年蒸发的市值已接近100亿，超过24家公司长期停盘或退市。
在备受国会压力的美国官员看来，“没有什么理由不在2012年达成中美跨国监管的协议。”美国公众公司审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主席多蒂（James Doty）一周前对媒体说，希望中国履新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能继续推动双方谈判。
联合监管“难产”
由于谈判关键在于解决审计事务所的透明问题，美方代表团团长为美国公众公司审计监督委员会（PCAOB）委员，副团长为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席审计师。中方则由国家财政部和证监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国际合作和会计师管理部门参与。
经过今年7月在北京的谈判后，美方代表团团长弗格森（Ferguson）在8月对本报记者说，对中国大陆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检查（Joint Inspection）有望在2012年开始执行。
此前，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领衔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南京举行时，也提及双方将在跨国监管中加强合作。
但PCAOB主席多蒂在10月一次公开演讲中言辞悲观。一则从美国代表团组成部门转发往本报记者的路透社报道称，这项谈判正遇到困难。当月，双方约定的一次在华盛顿的会谈取消。截至11月中旬，尚未敲定新的时间。美方认为是中国方面取消了会谈日程。
本报记者多方获悉，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实质性扩大。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中高层人事变动影响了进展。10月以来，中方曾要求一些会计师事务所提交对赴美上市公司的审计材料，但在国务院调令陆续下达后，国内市场的股票发行审核等工作也短暂停滞。
目前的核心分歧仍是，美方希望依照萨班斯-奥克利法案（Sabanes-Oxley ACT），每3年派专员（在中方陪同下）到事务所现场检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料，并对管理团队进行访谈。而中方依据现有保密法，倾向于由美方提出材料清单，中方政府部门转而提供的模式。
PCAOB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联合监管协议，也因类似分歧尚未达成。中美会计师管理部门的首次接触至今也已历经4年半。
10月末,曾与王岐山共事的银行家郭树清转任证监会主席，多蒂几日前对媒体称，希望郭能继续推动谈判。
此间的一个插曲是，中国商务部和证监会9月出台对协议控制结构（VIE）的监管细则。次月，在北京的一个投资论坛上，投行和律所的共同意见是，SEC对此事的态度更为重要。由于此后中国公司首次发行股票（IPO）的数量锐减，这一问题始终未浮现。
10月初，PCAOB又发布对新兴市场国家公司财务风险的报告。因为做空转版上市股票的风潮，当月，SEC宣布借壳上市（RTO）标准提高。
多蒂和SEC主席夏皮罗（Mary Schapiro）在一年中多次到国会应对询证。美国两家法律赋予行政权力的机构负责人，必须有妥当的公开回应。11月，两人在公开讲话中，又称这是目前两个监管机构的“主要”（critical）事务。
除在副总理参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一些公开表态外，中国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息，主要是定期公开双方字斟句酌的新闻通稿。
在尚福林主掌证监会时期，国际会计监管合作曾在其内部讲话中出现，却并不是显要的话题。该会国际合作部门的副司局级官员，也并非人人都能获得谈判进展通报。
传闻中的“司法合作”
就在行政监管谈判僵持时，司法层面的互动却在悄然进行。一位广东省公安系统的官员透露，公安系统商业犯罪调查力量，从上半年开始从更高层面获得信息，正在搜集与中概股产业链有关的信息。在去年做空风潮盛行时，亦曾进行过类似工作。
本月在深圳，在美国停牌的一家上市公司的中国实体，正在与原高管就股权纠纷进行民事官司质证。同时，美国投资者针对中国公司的集体民事诉讼，也在推动司法层面的合作。
仅在2011年上半年，25家中国公司在美遭遇集体诉讼。2010年这一数目仅12家，占全年针对外国发行人集体诉讼总数的42.9%。其中约有大半诉讼被法院驳回。
同期，美国SEC向地方法院申请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强制令等消息，也开始对外传播。SEC已经就德勤（Delloite）、绿诺（RINO）等案件向当地法院和检察官提请司法要求。但SEC新闻发言人对正在调查的案件拒绝置评。
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信号是，美国司法部和下属联邦调查局（FBI）开始联合SEC介入调查。这意味着此轮监管从关注民事自发诉讼，可能上升至提请刑事诉讼。
中美两国在刑事犯罪的信息共享上制度资源，主要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美国国会批准的《中美刑事犯罪合作协定》，其下包括五年前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与FBI签署的一系列谅解备案录。
在过去的跨国案件中，迄今较为成功的合作模式是，美国检察官起诉中国偷渡嫌疑人，中方搜集国内的证据文件，提交给美国司法机构，进而有利于在法院上定罪。而中国概念股的问题与之相反，美方希望控制的嫌疑人，往往在中国境内活动，同时具备第三国身份。
困难不仅如此，美方需要的审计等领域的材料底稿，仍需要中方金融中介机构绕开《保密法》提供。目前已经进入美国司法诉讼的案件中，尚没有争议较多案情复杂的中国公司和机构。
目前，跨国司法信息交换的权限，基本集中在中央层级。本报记者接触的地方公安人士，尽管在日常工作中已接触遭到退市或停盘的公司，却无法确认跨国的“联合工作”是否已经展开。
乐观的消息人士称，从某种程度上看，中美双方的“合作”或“默契”一直存在，只是需要协议去厘清不同体制下的合作方式。在美国监管机构的定义里，对“联合监管”（joint regulation）的法律要求，并不仅是信息交换或政策约定，还必须包含检查行动。
“可能不会影响一级市场。”一位中型投行亚洲事务代表倾向于认为，市场年中对联合监管有所期待，但至第四季度没有明确消息，由于新上市公司数量锐减，中介机构各自加强尽职调查并寻求业务转型，两国是否年内达成监管协议，更像是个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