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山西汾阳人。他曾经在书中这样描述家乡：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贾樟柯曾经被家人认为是“不务正业”，他的一些亲戚、朋友因为开设煤矿，迅速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很贫困的山区里面有宝马的车队过来，这个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只买宝马。”
10年前，贾樟柯拍摄影片《站台》时就已经不再为找投资困扰。彼时他从巴黎回北京，后面跟了三四个制片人，都是要投钱给他拍电影。但是，他中学的好朋友，有好几个从事煤矿焦化行业的，却都为他感到遗憾，觉得他选错行了，为什么要拍电影而不是去做煤老板呢？
4年前，贾樟柯凭借影片《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同时成立自己的公司“西河星汇”，开始投资别的导演拍摄影片，并协助处理自己日渐增多的商业活动。他细化每个项目的投资和收益，开始明白如果投资1000万的影片，需要卖到8个国家的版权就可以达到营收平衡。他的身上也有了“价签”，拍一条广告多少钱，代言手表又要多少钱，繁多的商业活动需要用价格协调。他的家人开始不再为他担心，房在哪，车在哪，养老的钱怎么办。
“我通过拍电影赚来的钱不比任何大片的导演少，因为我是自己的老板”。而现在，他的煤老板同乡开始频繁登门拜访，在资源枯竭和政策收紧的重压之下，他们在寻找新的产业机会，而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让他们看到希望。但贾樟柯对于资本有着严苛的要求，他早就明白每笔投资的背后必须有互补的资源。
贾樟柯从来都不是一个困窘的文艺片导演，即使在他的影片不能在国内上映的时候。他现在拥有15部影片的版权，而其中有2/3都被认为是非常杰出的电影，获得过全球各大电影节的奖项，这些还在持续为他带来收益。他希望以后能拥有自己的艺术院线，开设在最繁华的地区，“大概需要两三亿元，才能有点规模”，时间表就定在5年以后。
贾樟柯坦言自己身上有“晋商”的传承，他来自一个有财富记忆的家族。爷爷是成功的外科大夫，有自己的药厂和医院，曾经富甲一方，现在当地医院里药房用的家具还是他们家留下的。这背后意味着很多——温良不与人争长短的家风；近乎宗教信仰一般的节俭；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体面。当然，还有他个人的野心，“我感到隐隐约约是一个目光，就是你不能干得太差。”
看不见的电影
贾樟柯在大陆公映的第一部影片是《世界》，投资1000万，国内的票房只有区区200万元。但事实上，对于贾樟柯的大部分作品来说，票房收入只是影片收益中很少的部分。按照发行方公布的数字，《世界》在北美地区的版权就高达百万美元，国际销售在2004年的华语片中仅次于《十面埋伏》和《2046》。
甚至在《世界》之前，贾樟柯的作品通通都没在大陆上映，票房数字为零。这背后，显然有一个不同于大陆大部分影片的运作和盈利模式。
以贾樟柯的第一部长片《小武》为例。1997年，他得到不足40万元的投资，一半来自香港的一家小制作公司，一半来自山西的朋友。《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并获得青年论坛首奖，此后版权收入源源不断，“回报我没有仔细算，但是我知道我最多的时候，当时才刚过28岁生日，有一张存折上面就已经有将近500万存款。”
而现在，《小武》仍在给贾樟柯带来持续的收入，“还在卖，我每年都能从《小武》那里挣到很多钱。像美国的电视台，过三四年版权过期就再续一次。就是我们这类型电影非常重要，如果你是真正优秀的艺术电影，你是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一直在收钱。”
《小武》无疑就属于此列。法国《电影手册》评论：“《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则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这就像一块敲门砖，《小武》的成功，为贾樟柯带来了在电影工业里的口碑和影响力。“如果你的电影赚不到钱，没有人再给你投资，你的创作也就中断了。”如果一个导演说自己不懂艺术和创作之外的事情，贾樟柯觉得：“那是他的知识不够全面，能力也是有欠缺的。”
就这样，投资人开始追着贾樟柯从巴黎来到北京。
在第二部影片中，贾樟柯学会了挑选投资。“我自己是从《站台》开始就懂得一个道理，资金的组合就是资源的组合。不是说我有钱，随便是一个什么地方的做建筑的，你需要一个亿我砸给你，但是你没有资源，你在做建筑方面是专家，但电影的资源是零，这样的钱我们是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市场的行业里，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就应该跟别人合作，大家一起来，别人有渠道有资源可能缺少现金，那这就是你的资源特点 。”
这样的投资原则也延续到了贾樟柯自己投拍的其他电影上。
在西河星汇的电影业务中，除了投拍贾樟柯的电影，还有一部分是投资年轻导演的处女作。每部电影中会有1/3是公司的自有资金，另外一方面就是找两家合作单位。“目前的合作模式就是肯定会找一个国营的制片厂，这个制片的单位自身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行政立项这部分工作，同时他们自身都是国营的大的企业，有自己的院线系统。另外一部分是跟私营的这些其他制作单位，比如说跟保利博纳。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资金组合来形成一个市场互补的运作模式。”
眼下，青年导演韩杰执导的《Hello！树先生》即将完成。这个片子的投资并不大，贾樟柯自己一个人也完全可以承担，但他自己也只投了三分之一。保利博纳投三分之一，上影集团投三分之一。
贾樟柯目前投拍完成的6部电影中还没有一部在国内上映。但是作为“商品”来说，都给公司带来了收益。有人总结说，贾樟柯的商业模式是“艺术片+电影节”，但贾樟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复制或者模仿的模式。“每年只有75部左右的电影可以成为三大电影节的竞赛片，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玩的游戏，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则。电影节不单是对艺术电影，电影节是对各种类型的电影，比如《功夫熊猫》就选择在戛纳首映。最主要的是电影节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寻找到的推广电影最高效率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戛纳电影节，如果你是竞赛片，在你首映的那一天，意味着全球有3000个媒体在介绍你的电影。”
广告的归广告，电影的归电影
和众多创意、文化产业一样，电影业需要从业者巧妙地在“艺术”和“商业”中找到平衡。“从我们进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上的第一堂课就告诉了我们——电影是艺术的所有门类中最花钱的，有很强的工业属性。”贾樟柯说。
在贾樟柯的作品序列中，有三部类型独特的影片——有的电影中充满着植入广告，而这三部电影有人觉得本身就是个大广告。
影评人杨晋松这样描述贾樟柯的新形象：闷声发大财的真老板。除了华润的《二十四城记》，他让刘小东的画作在《东》后大卖，令服装品牌“无用”从商业形象过渡到艺术殿堂。在冯小刚们还在为大片植入商业广告焦头烂额、遭致诟病之际，他已经轻松地把“二十四城”这个楼盘用艺术的方式送进了戛纳。
影片《东》是贾樟柯拍摄的一部描述当代艺术家刘小东的纪录片，背后的投资有一部分来自于刘小东画作的收藏家。“拍一个纪录片找谁投呢，就是找爱画的人，找一个收藏家。这个逻辑很简单，正好他手里也有几张小东的画，大家都好，为什么不这么做？”
影片《无用》也是类似的情况，贾樟柯以服装设计师马可为主角拍摄纪录片，“无用”本身就是马可的服装品牌，马可的公司对影片也有投资。
面对广告植入的质疑，贾樟柯解释说，“这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城记》，我想拍那样一个电影，我找到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已经把土地转让给华润房地产公司了。我去拍我必须进入到那个厂，我必须经过两家的同意，一个是工厂，一个是华润。所以我就跟地产公司接触，地产公司一听，说我们一起做。为什么不？那对我来说为什么不，好啊，一起，你也投资，我也投资，上影也投资，所以三家投资。”
对于贾樟柯来说，重要的是拍摄的题材和自己有共鸣，之后的事情只是水到渠成的商业合作。贾樟柯一直想拍摄一部以工厂为背景、描写产业工人生活的影片，为此他曾先后在太原钢铁厂、北京首钢等地考察。当他偶然来到成都，看到即将拆迁的 420厂之后，感到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工厂的氛围与他的构想非常吻合，拍摄影片的想法油然而生。
而这三部影片也和贾樟柯的其他作品一样，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映。其中《无用》还摘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奖。
在贾樟柯看来，拍电影和拍广告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广告它是一个创造性的服务业。我所有的构思，我的理念是要服务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这个广告是不署名的，不是作品，它是一种服务。”
黄丽珈是一家4A广告公司的客户总监，在她看来，贾樟柯的叙事手法细腻，充满人文关怀，适合很多客户，比如人寿、保险、银行卡等。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客户提出“真实的、充满情感的，涵盖不同层次普通大众的”三个要求，于是她就向客户推荐了贾樟柯，“贾导的作品是真正能走到人的心里去的，客户也非常满意。”
交通银行早在2008年就和贾樟柯合作拍摄百年行庆的广告片，交行企业文化部品牌经理李桦回忆说，“当时广告公司的代理推荐了几个导演。贾导已经在国际上露出，获得很多奖项。而且他的手法很细腻、独特，适合这个片子。和一些港台导演比，性价比相当不错。后来广告的市场受欢迎度也很好。”
在影片《海上传奇》中，交行成为了首席赞助商。影片一开始有长达6秒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镜头。这种合作在贾樟柯看来只是基于影片的商业开发，“正因为拍完之后发现有这样一个镜头，所以我们的商业开发人员说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谈一下。结果还真谈成了。”
贾樟柯并不排斥这种商业合作，从公司的营收来看，最大的是电影版权的交易，现金流主要是靠广告，而商业开发是增值的部分。除了依托 于影片的商业开发之外，贾樟柯和公司的其他导演还有大量的国际活动、影展交流。“以前我去电影节是要花钱的，现在我去电影节可以当一个产品卖出去。这个不错，从公司投入的精力和获得的回报比起来，获得的回报率很高。”
票房与利润率
贾樟柯曾说，“冯小刚能在中国市场上拿几个亿，我也能通过其他的不同渠道挣到。”
此言非虚。在他看来，按照中国电影现在的票房分账规则，投资一亿的电影，票房达三个亿都还是赔钱的。必须要超过三亿，才能保本才能谈及盈利。“用销售额来说很多电影非常高，但是利润比起来我觉得大多数电影没有我高。”
贾樟柯的影片相比其他国内商业电影，回收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但总量是巨大的。为什么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上，大家如此看重票房？贾樟柯认为，“这是因为影片从其他的渠道回收能力比较有限。比如说版权的概念要建立在你要有国际销售。如果片子连中国大陆之外都卖不出去，那版权的概念对它就没有价值了，所以票房的价值又非常大了。票房就变成一个唯一的希望了，这个票房一定要有一个定义，就是大陆票房。”
但贾樟柯也愈发意识到终端院线的重要性。此前，他的几部影片在大陆上映时票房都不尽如人意，终端赚不到钱。2006年，他的《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大陆同期上映，差距是300万和3亿。过去，作为一个导演，贾樟柯认为首先要让上游的投资人挣到钱。而现在，他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的大陆观众走入电影院观看他的影片，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目前贾樟柯正在准备拍摄影片《在清朝》，这是他第一部投资近亿元的商业作品。有人说这意味着贾樟柯从“小片导演”到“大片导演”的转型，也有人质疑，贾樟柯的作品能否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但对贾樟柯来说，电影只是题材的区别，并无大小之分。
“在我的心里，没有大小之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几年人们一直不理解这个话题，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要拍一个电影。说这个电影叫做《小武》，我怎么拍呢，回我老家拍，我要拍得非常自然，我不要演员，我就要用朋友拍，然后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乡镇，这个算一算，比如说按现在600万就能拍了，对我来说就够了，我这个东西我就需要600万，你给我1个亿干什么。”而《在清朝》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布景，还原一个清代的县城，这决定了需要有较高的投资。
商业片意味着更大的商业责任，贾樟柯也明白，要想让更多的人从终端的影院来看这部电影，需要巧妙地把艺术通俗化。“比如说从演员的选择，我就选择一些公众比较热爱，比较喜闻乐见的明星。此外，整个电影的语言模式就应该通俗化，因为需要更多的观众从终端来买票看。那整个在设想上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商业特点。”
对于贾樟柯来说，拍摄商业片并没有挑战。《在清朝》的资金一直从2006年开始等他，而现在，他手里还有4部商业片约，最快也要在2016年才能完成。商业片只是换了一个思路，影片的核心都是要有创意、复杂精致的情感。只要遵循商业规律来做，再加上比较有创意，“亿元票房俱乐部”并不是一个门槛。
但是，目前仍然有不少的大投资影片没能获得预期理想的收益。贾樟柯认为，“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主体水平非常低。所以目前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就是说你的制作也好，剧作也好，故事也好，多少有一些创意，你就可以成功。那些所谓大投入、不成功的电影，基本上是太难看了，不能怪别人，真的是实在提不起劲来，乏味之极。”
而对于贾樟柯来说，他的目标已不再是说在中国市场拿到多少，而是希望在全球市场能创造出一个奇迹。“因为事实上我有全球市场的基础，只不过目前还局限在所谓的艺术电影的范围里面。但是这些市场基础如果一扩容，一突破，我希望我能够在全球总量上给华语片带来一个新的机会，就是新的一种成绩。如果我们中国电影一直没有能力在全球获得成功的话，只是仅限于内部市场的不停地刷新，这个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关于晋商传统的对话
东企：你的一些导演朋友有没有觉得你算他们中间比较有商业头脑的？
贾樟柯：我们山西的家族都有家谱，写得很清楚一个一个在做什么。我的爷爷是非常成功的医生。在天津有制药厂，在汾阳有医院，然后在县志里面有好几处在写我爷爷的医院，还有他对那个县做出来的贡献，同时他的财富非常多。所以我们家庭是有财富记忆的家庭。虽然后来都没有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经历过财富之后，给我们的教育里面对财富非常没有概念。
所以这种性格反而让我在之前的导演工作过程中没有太多困扰。我1998年最多的时候有将近500万，当时我28岁。我觉得我很自豪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买房也没有想到买车，我想的是我下个电影把它扔进去。所以不会那么迫切地觉得，我有个车是不是就很体面，有个车是不是很方便，我不会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你需要播种你的理想跟激情的时候，你真的不用考虑这些东西，把自己的电影拍好，它会变成财富，它会在你35岁、40岁的时候等着你，你 就先存着，你先忙别的，不用急。
东企：你对“晋商”这个称呼有什么理解？
贾樟柯：我相信我的家族也是晋商的一部分，只不过晋商一般来说经营的都是票号，还有就是对外贸易。但是我爷爷是做医药的，跟晋商经营的这些实体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样的家庭他有财富之后，他希望形成所谓家风，所谓家风就是一个家族的气质。这个气质最主要的有一些内容，比如说温良不与人争长短，这是普遍的晋商的家教。它不是软弱，它是不做无畏的消耗。比如要与人为善，在我的教育里头，温良恭候不是怯懦，它是对别人的尊敬，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些哲学。比如节俭，我们从小对节俭是有一种宗教观的培养。
当你真正去做事情的时候，它又变成一种资源。因为它是你的训练，从小你经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它是你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事业打拼过程里面，难免有争斗、磕磕碰碰，言长言短，这些哲学、家教就会冒出来，把你给压抑住。
东企：除了为人处事，在其他方面呢？
贾樟柯：还有我的个人野心。比如说我对融入和了解外面的世界就非常好奇。我觉得特别想去影展，想看别的国家的电影怎么拍的，那些同行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第一个电影节就是柏林电影节，我觉得特别有趣，真的去德国看一看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它带来的某种，潜意识里多少有一点想恢复家庭荣誉的努力。一点点，不多，就是有这种家族背景的人的潜在的基因。
东企：你了解你爷爷积累财富的故事吗？
贾樟柯：你想，在医疗条件那么差的一个旧社会，一个大夫又做药厂又开医院，肯定有钱。他没有去别的医院当大夫，他自己创办自己的医院。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签约别的公司，而是自己开自己的制片公司。
东企：你觉得这种商业的传承是存在的？
贾樟柯：我觉得是有一些影响。并不是为了控制什么，是因为自己开始也有一个蓝图，那个理想本身就需要你自己去闯，你不能嫁接在别人身上，或者是嫁接在别的公司身上，你得自己去处理。如果我要是变成一个没有自己制作公司的话，我怎么去要求我的公司投资年轻导演，我怎么要求我的公司拍我贾樟柯，一直拍我这种类型的电影，大家这种理念、意识都不一样，没有办法做。
东企：作为一个老板、一个商人，你的理想是？
贾樟柯：我的理想都是具体的，我没有虚幻的理想。我目前最想做的，就是做一个不缺钱的艺术院线。什么叫不缺钱，影院我有产权我不用交房租，所以我可以永远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只要雇一些人工就可以了，当然我希望他们经营得好，能赚到钱，但是赚不到钱也无所谓，因为目前这种院线太难了。
我希望我能够支持一些新的影评的系统，比如说新的影评人活动的组织，新的影评的杂志，然后我也希望能有好玩的艺术教育，有一些电影教育的新方法。包括我特别想做一个剧本的基金，就是很简单在我最喜欢的大自然里面盖几栋别墅，然后每年你可以来申请，我给你三个月你住在那儿，我给你三个月的工资，那里有专门的服务人员，你就负责写剧本，写完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就给你这样一个环境。你别每天在北京那么忙碌抽空写，你可以去庐山写，去泰山写，可以去五台山写。当然，这些想法的实现都需要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