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已经转移，但金融中心仍然牢牢扎根于西方，这只是幻象
尽管西方国家金融主导地位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受到挑战，但是金融危机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加速作用。2009年初以来，全球市值最大的100家金融机构中，新兴市场的份额持续超过美国或者欧洲。自2007年底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由于西方的同行受到市场动荡和去杠杆化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的相对地位得到加强。西方以外的金融中心，如香港和新加坡，其全球排名也不断上升。全球市场正感受到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新兴市场不但提供巨额储蓄，也正越来越多地提供可投资的金融资产。
不仅仅是数字。在更无形的层面，金融危机破坏了西方模式的杰出形象。不仅曾经的偶像，如美林、花旗这些大机构，在人们心中形象倒塌了，就连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监管机构，例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都不得不承认它们犯下了重大判断失误。相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落后的中国、印度或巴西的监管机构，却成功地防止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甚至还采用了西方忽视的宏观审慎工具，如贷款价值比限制（limits to loan-to-value ratios）。即便受到了危机的冲击，新兴经济体仍认为无须对这场危机负责。西方的道德权威下滑到相对低点。
这些变化将最终影响金融监管政策。9月公布的巴塞尔协议III，可能是最后一个主要由发达国家协商的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规则。去年，一些金融组织，包括巴塞尔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扩大了成员范围，将几大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进来。相应的，它们工作程序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
全球金融“去西方化”不是一个机械的或者匀速的过程。一些新兴市场的股票估值，特别是国有银行，可能被高估了。一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包括中国，不愿意参与到一些全球辩论之中。很多国家只有数量有限的技术官员，这限制了它们影响全球的能力。它们的金融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未来几年，其中一些国家可能面临重大的金融不稳定。即使是它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也能力有限，它们仍会主要注重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而不是走向全球。但是，这些因素都不可能逆转潮流。
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变化是明显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一些西方的业者，特别是欧洲，仍然拒绝承认这种变化。相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敏锐地看到了机会，却会忽略它们需因此承担的新责任。由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对金融体系实施再监管，它们担心后来者会基于监管要求的相对放松，而导致不公平竞争，即“监管倾销”。对应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怀疑西方的再监管是为了封闭市场，阻止新的进入者，从而维护其成熟的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原来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会迅速从施舍姿态转变为在金融保护主义中寻求庇护。克服这些态度需要很多的努力以及来自更方面的认知。
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使得金融业的国际竞争状态有别于其他领域，监管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正如其他行业一样，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金融业的全球版图再平衡不会宣告西方参与者变得无关紧要。很多成熟的金融机构可以凭他们的技术基础、组织能力和创新纪录保持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成功发展。政策制定者需要有正确认识——全球金融地理发生改变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可见的标志性变化，若一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总部迁往亚洲，则可能加速整体趋势的形成。相反的，那些不愿顺应潮流的人们，必定会成为全球金融变局的下一个输家。■
（翻译 王晶）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