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金融机构的体系需要巩固和改造；资本市场的全球整合仍需努力推动；公众监督全球金融系统的能力需要大大提高
在很多方面，全球金融改革的范围正在变窄。7月，美国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标志着该领域主要立法活动结束。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或不情愿或没准备好接过全球领导力的接力棒。形式上，一些金融监管问题仍停留在议事日程上。但是，刚接任G20轮值主席国的法国，总统萨科奇竟然在8月的G20行动计划讲话中，除了商品市场，竟然没有提及这些。这与两年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金融改革是G20的主要议题，很多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欧洲领导人，对金融规则的全球协调非常热情。
实际上，全球金融业不可能只提交一本规则手册。巴塞尔协议只是规定了最低标准，而不是最优标准。一些区域，从瑞士到中国，正考虑更高的标准。防止和管理大银行倒闭的方案保持了多样化，作为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者，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在提交给首尔峰会的报告中这样提到。
全球会计准则趋同化，很可能比危机前的一般预期更耗时且多样化。所有这些并不必然是坏事，即使这意味着一些地方会存在竞争扭曲和监管套利。不是所有的监管都需要全球化，因为很多金融活动，特别是零售银行业，主要在一国内部发展，或者像欧盟那样，是地区性的活动。在这种局限的环境中，全球金融监管讨论的下一个阶段，将从三个宽泛的要求出发。
首先，全球金融机构的体系需要巩固和改造。在某个特定国家，金融监管的技术性特征使其授权集中于特定的专家机构，但是，这些授权只有在被许多利益相关者接受的前提下才会有效。由于金融世界变得更多极化，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在监管中被授予更多的权利。
当公众的目光集中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这类改革，在给予中国、印度和巴西这类国家足够的代表权方面，其他重要机构比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还差得很远。一些主体还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因此，IASB需要重获投资大众的信任，近几年，他们的关切常被忽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身也需要开放，提供更多的外部审计。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需要阐明它的职责和角色，包括与国际清算银行的关系，目前这一点仍然模糊。
其次，资本市场的全球整合仍需努力推动，这个进程对筹资者和投资人都可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正在进行中的重要交易再监管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易和清算平台、评级机构、审计机构，因危机而变得非常必要，但是仍有破碎的危险。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危险很可能越来越明显。
对于跨市场交互操作，就需要对市场参与者更高程度的全球规管和监督，比如对零售银行。在这种思路下，FSB建议针对多数全球性投资银行设立一个特别的监管机制，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这些投资银行在跨境资本市场中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后，公众监督全球金融系统的能力需要大大提高。这对于跟踪系统的漏洞，确保全球的承诺正确执行是很必要的。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一个现存的恰当机制，可以确保作出承诺的国家能够坚持执行会计或银行资本的国际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都扮演一些角色，但是漏洞仍存，部分因为企业和政府信息公开披露不充分。
后危机的严峻现实给迅速再造金融系统留下很小的修辞空间。上述的要求可能被认为非常短暂的议程。即使这样，如果G20领导人在未来几年可以面对这些问题，他们仍将获得更多赞扬。■
（翻译 王晶）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