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真正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主导，对系统内最重要的银行进行甄别检查、再资本化和重组

　　【财新网】（特约作者 尼古拉斯·维纶）银行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总是很难解决。在欧洲，这种风险表现在银行间跨国的关联性上。整个2009年和2010年政策效果的缺失使得银行系统持续动荡，并拖累了欧洲大陆整体的复苏进度。更加引人瞩目的结果是，每当其成员面临宏观困境时，欧元区都不得不被迫选择系统性的救助来完成重组。

　　4月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当局选择立刻对希腊的主权债务进行重组，而不是让希腊独自承受无法持续的债务压力，但随之而来的震荡却击倒了脆弱的西欧银行，并且局势失去控制。对希腊的救助，被认为是所有选择中后遗症相对较小的。同样，11月以来，很多声音开始支持对爱尔兰银行的优先债务进行重组，但这可能会损害那些欧洲银行的借贷能力，因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备受质疑，并可能引发一场灾难。

　　对优先债务的救助是爱尔兰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决定在各自情况下可能已经无法避免，但其效果可能并不公平，正如欧盟在政治准备尚未充分时，就鲁莽地开始讨论欧元区的一切。其政策失误主要在于，在较平静的时期缺乏坚定的行动，以使系统更具弹性。

　　系统性银行风险几乎不会自我纠正，即使基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留存收益也无法堵住大冲击留下的诸多漏洞。真正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主导，对系统内最重要的银行进行甄别检查、再资本化和重组。这种方法在1989年-1990年的美国储蓄贷款机构危机时采用过，在1992年-1993年的瑞典，2002年-2003年的日本，及2009年的美国银行压力测试中都使用过，而欧盟至今尚未做出类似行动。

　　2009年9月，欧洲开始的第一轮银行压力测试实际并未获得关注，因为结果并未公之于众。第二轮压力测试于2010年7月公布了结果，但最终也未挽回市场信心。现在，第三轮压力测试将于2011年2月启动，欧盟经济事务委员奥利·雷恩（Olli Rehn）宣布，这次压力测试将会“更加缜密、更加广泛”,但这种说法成功的前提是，前几次压力测试设计中的瑕疵必须要先被纠正。历史经验表明，有三个部分至关重要。

　　第一，甄别检查。通过公共评估判断系统内重要机构的真实资本状况，这种判断必须建立在严格且一致的基础之上，对其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审视，因为危机之中财务报表并不可信。而银行间大范围的跨境联系也意味着，审查必须是全欧洲范围的。今年7月，这种甄别无果而终，因为成员国以各自的方式来执行统一定义规则。各国的行政部门不可能将欧盟的共同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所以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完成双轨评估，以确定结果真实可比。

　　第二，再资本化。那些资本金缺乏的银行必须补充新的资本金。上次压力测试的结果可能低估了资本金的缺口，因为欧盟的政策制定者们担心，一旦将主权债务违约的情景囊括其中，可能会令这种假设自我实现。为了弥补这一不可避免的瑕疵，政策制定者应将其他假设条件设置得更加严格，并采用更高标准来审查资本状况，而不是像7月那样，仅仅采用宽松的核心资本来进行测试。他们还必须要求这些银行详尽公布主权债务风险敞口，并对此进行合理解释，而不像7月那样，仅仅为了谋求与财务报告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相符。

　　第三，重组。不像2009年美国的状况，一些银行可能无法募集到所需的资本。这些银行应当或被强制出售，或被有序清算。这类举措也必须置于中央政府管控之下，以确保公平和效率。当然，潜在困难也大量存在，被视为一国标杆的银行可能会被外国竞争者并购，银行系统及其相关支持行业的就业可能受到影响。国家行政当局可能因为他们过去的政策失败，以及与倒闭的金融业精英间的关系而受到嘲弄。

　　随着相关不确定性的出现，可能需要新的立法，特别是，新创建的欧洲银行业监管局（EBA）也许无法承担如此艰巨的工作，更合适的做法是，创建一个暂时性的机构来寻求危机解决方法。大量的公共资金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法律要求并避免危险蔓延。各国也需要协商谈判，共同承担相关资金，并确保在类似爱尔兰那种情况出现时，能提供跨境援助。

　　所有这些政策都具有破坏性，但备选的决策程序已经被不健康的银行体系绑架，用纳税人的钱来作出更大的承诺，可能损及欧盟的政治架构。■

　　（翻译 张环宇）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é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