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5%,比11月份回落5个百分点。去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9.8%,增速略高于去年第三季度的9.6%。
经济观察网 实习记者 王莉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5%,比11月份回落5个百分点。去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9.8%,增速略高于去年第三季度的9.6%。
银河证券宏观分析师张新法认为,去年12月CPI数据是暂时的回落,并不代表通胀趋势的扭转,今年的通货预期仍不容乐观,可能破5触6。
张新法称,政府的政策在控通胀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计算技术上来看,12月份CPI本来就应该是回落的。但是今年1月份CPI又会起来,不能因为12月份通胀的回落就乐观。上半年通胀预期会比较大,一季度3月份可能见高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上周六在第四届金融分析年会上指出,控通胀不是短期行为,而要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出口占GDP比例过高,强制外汇结算制度导致央行货币供应被动,收紧货币应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降低出口占GDP的比重。
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上周五,央行于新年首次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去年7月以来CPI开始连续攀升后的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在1月15日《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1年观察家年会上表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要留有余地。既要考虑部分银行的支付能力,更要考虑预留些调控能力,以应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高涨时所大幅增加的外汇流入。”曹彤认为,当存款准备金率达到极限值时,部分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而这个极限值将会是23%-25%。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已经达到19%,中小型银行达到16.5%。“从央行角度来说,政策上是对的,但是需要综合平衡。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已经很高了,应该要给未来留下一定的空间。”他表示。
曹彤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对冲外汇占款过快增加、抑制商业银行贷款派生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稳健货币政策可选择的最简捷的货币政策工具。但由于尤其对于大多数中小型银行而言,通常的资产负债结构是:贷存比75%、一级备付5%、二级备付10%,此三项合计占一般性存款总额的90%,即使再考虑到10%的资本金、5%的同业存款,能支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上限也只是25%,即还有不足9个百分点的极限增加空间。而静态来看,9个百分点也只能冻结6、7万亿的资金,也只够锁定两年左右的外汇占款流入(08、09两年外汇占款流入6.5万亿)。况且,由于不同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同,当存款准备金率达到极限值时,部分银行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央行收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上涨后,已经连续4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次加息。“但是加息的传导机制过长,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造成银行流动性风险,在货币供应被动的局面下,短期内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的成效甚微。”某银行业分析师认为。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在上周六第四届国际金融分析年会上作出的预测是,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缓慢下降,而CPI会阶梯式上升。
被动的货币供应
夏斌介绍,2003年以前,人民币的供应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提供。2003年以后,人民银行基本上不再向商业银行贷款。人民币主要通过人民银行购买外汇发放到市场上。货币政策司在介绍再贷款的概况时称,自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再贷款一直是我国中央银行的重要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适应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再贷款所占基础货币的比重逐步下降,结构和投向发生重要变化。
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这就意味着,有多少外币流入中国,人民银行就需要印多少人民币留入市场。而从2008年底应对金融危机放松银根以来,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14285.50亿元,2009年出口总额达到12016.60亿元,2010年出口总额达到15779.30亿元。CPI开始出现连续攀升的2010年7月份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也处于增长态势。2010年7月外汇储备为25388.94亿元,到2010年12月外汇储备达28473.38亿元,净增3084.44亿元。
“人民银行在通过购买外汇将人民币发放出去后,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放中期票据等对冲操作将人民币收回。正常年份,买外汇出去的人民币80%—90%都通过对冲操作收回来了。剩下来的10%是为了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到了2008年底,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样一种对冲的幅度由80%—90%降到了到了70%,这就形成了2009年、2010年这么多货币。形成了现在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夏斌称。
“从货币供应方式看,要想改变中国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被动的局面,必须改变出口占GDP过高的比例,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因此,解决物价问题,不能仅仅只看到短期的风险,更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中国经济结构不善,在于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的矛盾。”夏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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