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管控“三公”经费，首先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收缩经济职能，降低政府行政运行总成本

　　【财新网】（记者 王长勇）中央政府践行此前承诺，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于6月向全国人大报告“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政府“三公”经费，即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为政府行政性经费的重要组成。“三公”经费支出为社会诟病，已有数十年。因为这三项支出，最易假公肥私，将公务人员的私人消费和享受，披上公务活动的外衣，由政府公款买单。

　　对控制和管理“三公”经费支出，政府出台的规章和文件为数众多，但效果始终难尽民意。究其原因，以政府自查自律为基石的管控框架，并未遏制“三公”经费支出的膨胀。

　　对“三公”经费问题，此前政府的作为难平民怨，遮掩和回避的空间日益收窄。对民众的诉求，2010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回应，“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并提出了两条根本办法，即公开透明和民主监督。提出“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

　　跳出政府内部监管的封闭框架，向社会公开，接受民主监督，此乃管控政府“三公”经费的根本。

　　毋庸置疑，政府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公开“三公”经费并接受民主监督，这是重大进步。

　　但是，这仅是跨出了姿态性的第一步，对6月中央政府公开“三公”经费，还须更多制度变革和配套措施的完善。要谨防公开和压缩“三公”经费成为又一形象工程。

　　首先，要将监督权由政府内部转移到外部，建立社会公众和立法机关共同监督的机制，如果政府公开了“三公”经费，依然靠政府内部系统，那就不会有根本改进。而外部监督机制的实现，必须赋予立法机关对政府预算具有修正权，并建立人大和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问责机制。

　　第二，必须控制政府整体的行政性支出，严控总阀门。目前，中国的行政性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两成，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仅为百分之十几。管控“三公”经费支出后，此类经费支出会改头换面，以其他的名义支出，要防止“摁下葫芦浮起瓢”和“跑冒滴漏”。这不是疑者多虑，之前政府清理所属宾馆饭店，执行结果是多数变换牌匾，培训中心和交流中心随之遍地开花。

　　第三，要防止“三公”经费支出向下级政府转移。比如，中央政府部门公务员的出国费用由下级政府承担，中央部门会议转到地方去召开。近几年中央政府严控公车经费，中央部门公务员就借用地方驻京办车辆，北京车辆限行后，也助长了中央公务员借用地方驻京办车辆。

　　第四，防止政府“三公”经费支出向企业转嫁。一是中央政府部门向所属企业转嫁，目前，几乎所有中央部门有经营收入的实体，比如出版社、报纸杂志、职业认证机构、培训中心、行业协会等，压缩“三公”经费后，此类支出超标后，常由这些实体买单。二是政府部门将“三公”经费转嫁给市场化企业，这也是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的重要缘由。

　　第五，管控“三公”经费要和政府绩效预算相结合。“三公”经费支出多少为合理，只有和政府部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评价和衡量，“三公”经费支出多少，与政府部门职能以及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密切相关。外事部门的出国（境）费用较多，交通、农业、水利等部门的用车费用较高。一刀切的数量控制并不合理。

　　第六，压缩“三公”经费，是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一部分。现在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是政府职能调整不到位。过去，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较弱，目前在逐年提高。但此前政府的经济职能非常宽泛，近十几年，政府参与和干预微观经济的职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不断加强，比如投资、审批、价格干预等，结果导致政府运行成本越来越高。

　　因此，公开“三公”经费，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压缩和控制“三公”经费，则需改变政府预算的“自肥”模式，建立预算监督的民主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收缩经济职能，降低政府行政运行经费总体规模。而最根本的一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政府官员向上级负责，转为对民众负责。

　　要谨防，政府公开和压缩“三公”经费变成形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