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增税措施如脱兔、减税改革如蜗行”的非对称改革，也导致中国的宏观税负日益提高

　　【财新网】(记者 王长勇)个税改革尚未落槌，强化征管的雷霆声已闻。

　　国务院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于本周三（4月20日）进入全国人大审议程序，核心是降低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负担。此次改革，社会呼吁两年有余，预计最终减税力度低于预期。

　　国务院4月初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个税修正案草案，将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000元，这远低于此前民众普遍希望的5000元。因改革进程拖延已久，社会公众对大幅减税已不抱奢望。

　　减税改革按部就班履行公文程序时，政府增税举措刹那出世。4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通知，要求以非劳动所得为重点，依法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主要所得项目征管。

　　国税总局通知要求加强个税征管的方面，除了加强工资、薪金所得高收入者的征管，强调要加强对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生产经营所得等方面的个税征管。显而易见，政府在降低工薪所得个税负担的同时，力图通过加强其他方面收入的征管，对冲减税改革对政府收入的影响。

　　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其他类型收入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收。在实际执行中，工薪所得主要实行代扣代缴，征收率相对很高。

　　200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约占63%，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收入约占14%，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项目收入约占12%。其他征税项目，包括承包承租经营、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约占11%。

　　显然，中国个税收入中，工薪贡献的税收占了大头，其他征税项目中仅占11%。“其他项目所得”中，恰好汇集了大量高收入人群。现行个税代扣代缴的征管模式，对工薪所得征管非常有效，对其他所得征管始终是税务部门的软肋。虽然目前中国个人收入中，工薪是主要来源，但众多高收入者和其他项目收入游离于个税征管之外也是普遍事实。

　　这种税务征管“易征者征收率高、难征者征收率低”的现象，导致个税对主要依靠工薪收入为主的群体严重不公，以其他收入来源为主的群体常脱离个税征管之外。正因实际征管的宽严不均，不但严重弱化了个税调节收入的作用，反而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

　　国家税务总局此次发文，在继续加强工薪所得征管的同时，强化对其他收入所得的征管。毋庸置疑，是一项应常态化的、正确的行动。但是，政府在推进纳税人之间税负公平的同时，也需同时调整政府与整体纳税人间的利益平衡。

　　此次政府回应社会公众的强烈意愿，承诺降低工薪所得个税负担。但政府的改革方案中，不但减税力度远低社会期望值，而且以强化“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的名义，通过加强征管、提高对其他纳税人的征收率，实质带来增税效应。

　　因此，应将强化征管、公平税负带来的增收，通过加大个税减税力度，降低个税整体税负，从而在完善个税制度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个税负担的减轻。

　　此外，对高收入者而言，政府强化个税征管，但政府征管手段的法治化、透明度远远落后于实际。对多种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资本性收入等，纳税人获得收入的同时，常伴随成本费用的支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此类收入征税，多数会允许税前扣除成本费用，而且需要建立综合征税的制度。

　　国税总局的这个通知，强调征管却没有任何相应维护纳税人权益的规定。强化对高收入者个税征管，需要警惕政府以顺应民意的招牌，滥用征税权。因为过于强调征管，缺乏规范透明的收入和成本认定机制，税务部门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征管的随意性，必然导致税收不公，也易产生寻租，这也是中国个税遵从度不高的要因，税法征管不公，就难以让纳税人心甘情愿去交税。

　　近年，在完善税制的过程中，政府遇到减税改革百般推诿、拖延，声称要全面考虑各种利益得失，改革方案常在财税、中央部委、国务院、立法机关以及地方政府间反复讨论，把政府内部民主发挥到极致，惟独没有纳税人的意见，最终以种种说辞，将减税幅度降到最低。而对增税改革和举措，常常是在社会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财税部门抛出一纸通知或办法，既不征求公众意见，立法程序也常常缩略到极致。

　　亟需警惕，中国行政主导的税制改革，政府与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表达已严重失衡。魔鬼藏于细节，由众多部门规章支撑的税收体制，“审批征税”无处不在，“依法征税”日益虚化。

　　“增税措施如脱兔、减税改革如蜗行”的非对称改革，也导致中国的宏观税负日益提高，而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双方的过度博弈，税收成本居高不下，也是政府行政成本远超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