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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岩鹏 天津报道

   “2007年我还在提香港股票直通车，最后不通了。”在刚刚结束的亚洲博鳌论坛上，回首往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感慨良多。
    一位熟悉内情的权威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尽管戴相龙和天津当年为“港股直通车”落户天津费了不少心思，但监管部门更担心这样会造成大陆证交所资金大量外流。还有就是，作为香港近邻的广东省也加入了与天津的争夺，想占有一席之地。
    天津提出“北方金融中心”的目标，要追溯到2003年，而在过去7年间，天津与这个目标却渐行渐远。
改革遇阻
    4月19日，《华夏时报》记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赛顿中心C座9层，这里是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文交所）。在交易屏幕上，几条绿色的大阴线重重地砸向盘子底部。
    文交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文交所目前正在自查，已经停止开户了。”不过，交易还在进行，《黄河咆啸》和《燕塞秋》的交易价已连跌数天，而在过去短短的60天里，这两只股票竟上涨了十几倍。
    文交所，2009年被天津列入金融创新改革20项重点工程，去年11月挂牌，今年1月26日首批艺术品份额开始上市交易，艺术品股票从此开始了“疯涨之旅”。与此同时，社会上的质疑声却一直没有停歇过。
    无独有偶，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下称天贵所）的风险也在聚积，这家至今仍处在试运行阶段的交易所，在短短的13个月里，吸引了上万投资者，成交额高达2800亿，而其中超过90%的账户却在亏损，天贵所的4个出资股东中竟有3家的注册地根本不存在。
    曾被邀请参与其制度设计的一位专家对本报说：“我当时就拒绝了，因为做市商完全不参与定价就违背了建交易所的目的，定价是做市商制度的关键。”在他看来，天贵所实际上在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吸引投资者入场进行对赌交易。
    有消息称，监管部门曾多次过来调研，甚至提出了关闭的要求。据知情人士透露，天贵所是24小时全天候交易，这对上海的期现货冲击较大，所以监管层有叫停的打算。
    事实上，天津做过许多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最终不是旁落他家，就是半路夭折。
    “粮食期货、金属期货、炉料期货，天津都搞过，后来都没成，倒是郑州和上海都成了，现在焦炭期货也放到了大连。”天津金融办相关人士说。
    不仅这些，当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港股直通车”，也落得个不了了之的结局，留给天津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曾在天津市政府供职多年的天津商业大学教授贾保文接受了本报专访，他把争取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当做了天津“最后的机会”。而这个“最后的机会”又要被天津的近邻抢走，本报获得的消息是，证监会更倾向于把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设在北京中关村。
 此外，天津其他“先行先试”的金融创新试点，又远未形成气候。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津铁合金交易所的交易量都非常小，交易品种也比较少，去年铁合金交易所的交收比为6.84%，虽高于同行业但交收量仅为10多万吨，而去年全年硅铁和硅锰的产量合计1300万吨，影响有限。
 天津矿业权交易所则还在筹备当中，该所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交易品种最早也要到今年六七月份上线。”
思路变了
    天津离“北方金融中心”的目标，似乎渐行渐远。
    这个目标第一次的正式提出，要追溯到2003年1月召开的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戴相龙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当时他的身份是天津市“代市长”。
 尔后，他再也不提“北方金融中心”，取而代之的则是“北方经济中心”。当时，北京、上海均加入了争夺亚洲头号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而天津在争夺中落了下风。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和官员也都回避了记者关于“北方金融中心”的问题和字眼。不过，贾保文在回答本报时表示，“即使不提‘北方金融中心’，但是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在实现‘北方经济中心’这个目标过程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中心要对周边起到吸收和辐射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是通过货币和资本来完成的。”
 2009年10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创新专项方案》，这个方案的制定、谋划与实施离不开戴相龙，而此时在位的早已不是那位“金融市长”了。
没了重点
    无论如何，金融布局不可能在天津缺失。
    4月18日，滨海新区财政局金融处处长吴丽祥对记者表示，她这段时间正在准备未来两年的金融改革创新规划，其中包括了产业金融、私募股权基金、中小企业融资基金、航运金融等方面的内容，在对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提法也有所变化，不仅仅只是“支持和鼓励”，还增加了“监督”这一职能。
 天津市发改委的一位人士也告诉记者，天津这几年把精力主要放到了直接融资的创新基地上，用以满足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据介绍，天津市有10多个产业和股权基金，资金规模有300多亿元。
 “这方面算是有点成绩，但是有些太边缘化了，金融创新的主题不明确，应该以天津股权交易所为平台，建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这才是整个金融体系创新的核心。”贾保文表示。
 而事实上，“扎实做好设立天津滨海新区柜台交易市场（OTC）的前期准备，逐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早在2009年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创新专项方案》中便提出了。
 南开大学刘骏民也认同贾保文的观点，他认为，“天津金融体制改革应该以债券为核心、离岸金融业务为方向，促进资产的证券化。”而目前的金融创新失去了重心，原因是天津的地方主义太严重，“不要只想着为地方做小事，深圳能成功不是因为胆子大，而是他们在替全国承担风险，对国家的贡献大。”
 在刘骏民看来，全国需要一个像滨海新区这样的风险控制实验区，北京作为首都不能做“北方金融中心”，要去经济功能化，加强政治和文化的功能地位，“所以，‘一行三会’应该从北京迁出，安排到滨海新区来，不仅可以实现就近监管，而且大银行和大的金融机构也都会搬迁过来，‘北方经济中心’就自然会落在天津，不再是个口号了。”
 但对于监管层来说，这又谈何容易？贾保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地方政府要主动、积极地与中央主管部门沟通，中央的认同很重要，要把地方上的金融改革创新纳入到国家主管部门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