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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国际原油飞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4月7日起再次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这看似正常的一次调价，在民营油企眼里却并非这么简单，“这次调价的主因并不是油源紧张，而是国炼（国有炼化企业）想集体压榨地炼（地方炼油厂），把地炼从这个市场挤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批发商告诉记者，面对油价的又一历史新高，包括地炼、批发商、加油站在内的民营油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活不好，死不起！”赵友山用六个字向《华夏时报》记者概括了目前民营油企的生存状态。
    赵友山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一个是哈尔滨市龙庆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提起民营油企，在成品油行业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赵友山一脸的无奈。
    “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国家不支持，民营油企哪有什么出路，只能是逐渐走向死亡。”他说，“规模小的民营油企资金周转灵活，不好干直接卖掉或者关闭。但对于稍具规模的民营油企而言，想死都没那么容易，高昂的银行贷款让他们最终选择艰难维持，等待转机。”
    《华夏时报》记者近期针对民营油企生存现状进行调查，其结果令人吃惊。据记者了解，在国家商务部注册过的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为609家，但目前正常运营的仅剩100余家；54006家有资质的民营零售加油站，近一半已关门停业，仅存的加油站也大都处于维持状态；地方炼油厂由于受到油源的限制，只能大量进口污染大、油质低的燃料油作为原料。
油源紧张
    1989年，赵友山进入成品油领域，主做批发和零售。
    “1998年前，中国的成品油市场是放开的，只要有钱就可以从炼油厂买到油，而炼油厂的油价也不在国家的管控范围之内，都是油厂自己定价，批发和零售的利润空间都很大。”赵友山回忆，当时民营油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数量占全国石油企业90%以上，国有油企的数量非常少，“1992年到1998年间，是民营油企最好过的日子。”
    这样的好日子一直延续到1998年。
    1998年7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宣布成立。自此，两大石油集团控制了油源，直到今天，拿油难一直是民营油企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仅是涨价还能应付，毕竟水涨船高，进的高卖的也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油源紧张。”北京翼龙天石油制品有限公司董事叶春风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为了应对国内汽油资源紧张的局势，中石油、中石化已减少甚至中断了对部分民营加油站的批发。
    “批发商拿成品油难，我们拿原油更难。”刘先生，山东某地炼厂的总经理。“地炼企业没有原油进口权限，大部分原油配额集中在国有企业手中，想从他们手里获得一点原油配额，比中大奖还难。”他说。
    地炼原油缺口非常大，地炼厂只能从俄罗斯等地区进口大量不受政策限制的燃料油，炼成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维持正常生产。但是，燃料油消费税额高，而且燃料油存在含硫量高、环境污染大、成本高、油质低等诸多问题，“都说民营油企的油质差，就是这样给逼出来的。”刘先生补充说。
几无利润
    油源不稳定，油质低劣，但地炼依然是众多民营成品油批发商的首选，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便宜。
    赵友山告诉记者，成品油的市场批发价格是由国家统一定价，民营批发商从中石油等国炼拿油可享受到100元的优惠价格，“比如说，市场上成品油的批发价格是3700元/吨，我们从中石油的销售公司那里拿到的价格就是3600元/吨，我们再按照市场价往外批，挣个中间的差价。”不过，算上各种税费，每吨的赚头仅剩几十元，即便如此，由于对成品油数量和民营批发商规模的限定，大多数民营油企都无法享受到这个待遇。
    “利润太低只能以量控制利润空间，否则只能等死。”与赵友山同病相怜的叶春风告诉记者。
    国炼利润空间小，赵友山还有一半的成品油来自天津、大连、哈尔滨、大庆、抚顺等地炼，这部分成品油的批发价格比国炼至少便宜200元/吨。但地炼厂不管运输配送，赵友山得自己支付运费。“不敢找太远的地炼，运费太贵了。”他说，“解决问题民营油企现状的根本就是放开原油进口权，将民营油库纳入国家石油储备。”
    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共计36条，也被简称为“新36条”。 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
    但是，时隔一年，具体实施细则一直尚未出台。“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新36条的贯彻细则，最快下半年就会有结果。”记者从全国工商联了解到，相关部门已在考虑放松原油进口管制，以鼓励民营油企充分利用国外油源参与国内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