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国家繁荣的基准指标，如寿命、身高、疾病的发病率、自杀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等，已广为知晓，并被广泛收集。
核心提示：一个国家繁荣的基准指标，如寿命、身高、疾病的发病率、自杀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等，已广为知晓，并被广泛收集。
一个国家繁荣的基准指标，如寿命、身高、疾病的发病率、自杀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等，已广为知晓，并被广泛收集。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定期公布这些数字。然而，如果各国政府要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做得更多。他们必须试着去了解、衡量本国公民的幸福程度和精神健康程度。原因是，它是人类最终利益的全部福祉（而不仅仅是其组成部分）。
近几十年，一些研究机构试图回应这一挑战，即如何用系统的、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幸福。这些学者来自一系列的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科学。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此外，一门学科的研究人员并不一定擅长引用其他学科的相关文献，因此不同的分领域有时宣称是自己首先发现的结果），但是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已经开始出现。
这里将介绍这些新的、关于“幸福”的研究文献的核心结论。这类综述文章通常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列出哪个研究员说了什么和哪一年说的。不过，我们将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希望有助于那些对这个领域完全陌生的读者对本领域的了解。我们采用国际上最新的数据，并利用文献中的方法论，从最初的原则开始，逐步向读者展示这一领域的结论是如何达成的。
大多数研究人员从这样一个想法开始进行研究，即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幸福”或效用函数的一般公式：
幸福=f*（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饮食结构，其他个人特征，区域特点，国家的特性）
然后，研究人员利用类似于在医学统计、计量经济学、量化管理科学采用的定量方法，通常在人口中随机抽样，使用多回归分析技术，将某些福祉的测量形式作为这些方程式的因变量，计算这些所谓的“幸福方程式”的系数大小。在形式的层面上，这种方法就像一个流行病学家采用的方法——他希望了解到各种因素对一个人得到好的生活结果，或者坏的生活结果（诸如患上癌症）的影响程度。在这两种文献中——流行病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是一个线性的或逻辑的方程，方程中的因子（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饮食和吸烟状况）在统计上与实际情况相关。
幸福实际上是可测量的吗？关于什么是对这种主观测量的正确解释的争论，很可能会持续整个21世纪及之后的时间。但在社会科学方面，他们目前的做法相比数十年前更温和。弗雷和斯塔则（2002）总结了验证“幸福”数据的方法。克鲁格和施卡德（2008年）表明，报告所呈现的人们的福祉数字在长时间里相当稳定。奥斯瓦德（2010）表明，在美国各州之间，福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存在着强烈匹配。
这个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路线引人注目的不仅在于已经做出的发现，而且在于这项工作已经获得学术界以外的重视。人们似乎被吸引到这个话题，最近报纸上出现了数百篇文章讨论“幸福研究”。关于幸福科学的书籍开始流行，《经济学家》杂志最新发行的圣诞版本（2010年12月），封面特写便是该领域的研究。左翼和右翼政治家都对此有兴趣，而最近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领导的委员会撰写了一份长篇幅的报告，正是关于未来工业化国家如何摆脱单一的GDP测量标准。
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份工作是误导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后，一份关于人类福祉的长文才得以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这就是这份工作的前例：几年前，理查德·伊斯特林的开创性工作（1974年及以后）更是举步维艰。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遇到伊斯特林，而他在1970年代已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并不会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他曾坚持认为——现在也这么认为——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人类从根本上是喜欢比较的动物，所以当他们看到身边的每个人都跟他们自己一样在同一时间变得富有，最终结果就是一种广义的中立性。我们从拥有一辆福特到有三辆雷克萨斯，没有人感到更快乐。许多研究者相信这么一种观点——效用依赖于相关因素。这种观点可追溯到尤森贝瑞的相对收入假说（1949年），近期的著作包括哈格蒂（2000年）、鲁迪孟尔（2005年）、弗兰斯布什（2007年）、克拉克和森尼克（2010年）、达利等人（2010年）和莱亚德（2010年）。其最新的表现便是，一些作者已开始争论从经验上看等级秩序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2008年回顾布朗等人的证据）。
核心提示：一个国家繁荣的基准指标，如寿命、身高、疾病的发病率、自杀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等，已广为知晓，并被广泛收集。尽管经济学家跟随伊斯特林的脚步缓慢，但是今天——在2010年年底写此文的这个时间——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最迅速的领域之一。克拉克等人（2008年）提供了介绍。
我们将涉及四个主题：（一）我们对以前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这些文献其幸福研究的结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立，并且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者对其特别感兴趣；（二）本文包括了诸如哪些国家的幸福和福祉高哪些国家低这类问题讨论；（三）现有的研究方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国家幸福指数的使用是一种对GDP标准的改善？（四）这个领域如何进一步发展，研究将走向何方？
（孙捷、彭玉玲译，余娉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