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型官员，陈云贤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将之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这个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中国早期的金融学“海归”，曾经带领博士军团从零起步，开创了广发证券的辉煌历史。随后，陈云贤进入政界，将其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和丰富的人脉资源注入到了地方经济中。

与普通官员不同的是，陈云贤施政手段的背后是对规律的把握，他通过经济理论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在实践中发展、丰富、创新了经济理论。

当年，陈云贤的博士论文聚焦在投资风险的控制上，其提出的“风险收益对应论”等理论，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是让经济学界、企业界、政界看到了“风险收益对应论”的先见之明。

主政佛山之后，陈云贤又结合自己在顺德、佛山的从政实践，提出了“超前引领”理论。其实，早在顺德区做区委书记的时候，陈云贤就秉承“超前引领”的理念，提出了“三三三”的发展战略，使顺德企业摆脱了盲目跟风、产业布局不合理的弊端，以“引领发展”的模式，改变了一窝蜂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产业链条科学分布、可持续的产业集群。

到佛山任市长之后，陈云贤又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了佛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出了“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的发展策略。

陈云贤：“超前引领”是佛山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国内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不下十个，关于实现的路径，各城市的表述不一。

与其它城市相比，陈云贤提出的“智慧佛山，四化融合”思路有什么不同？陈云贤的“超前引领”理论到底有着什么内涵？政府在佛山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下，佛山如何塑造自己的产业和城市地位？

针对上述问题，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1. “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的政府角色

《21世纪》：目前国内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不下十个，但针对实现的路径，各城市的表述不一。与其它城市相比，您提出的“智慧佛山，四化融合”思路有什么不同？

陈云贤：“四化融合，智慧佛山”不仅包括了信息产业化，更重要的是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培植；不仅体现在智能城市，还作为一种工业化转型、城镇化加速、国际化提升的体现，引领佛山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化融合中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主要有两大举措。

一是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如空调正在被改造为智能空调，电饭煲、微波炉则已经被改造成为智能电饭煲、智能微波炉，家具也可以往智能化方向发展。比如，我们还没回到家，就可以通过互联网遥控，让窗帘打开、空调开启、微波炉加热，回到家后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准备好食物，省下更多时间用来进行业余活动。佛山禅城和南海区都已经出现了智能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照顾；还有智能警务，一旦家里起火或者被盗，智能家居会立即发出警报传送到手机上，第一时间告知相关人员。

二是新兴产业的培育，最典型的就是佛山的光电显示、光照明、光组产业，俗称“三光产业”。世界上领先的欧司朗、美国旭明等国际大企业，台湾奇美、内地的彩虹，均落户佛山。当然，与之相联系的还有新材料，如LED产业中非常重要的材料汞，佛山已经研制出固体汞、人造钻石等，都是世界上最高端的材料。这其实是用信息手段培植了一个新兴产业。

所以说，“四化融合，智慧佛山”不只是信息手段，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个手段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植跟信息产业相联系的一系列新兴产业；不只是智能城市的建设，还包括工业化的提升，城镇化的加速，国际化的发展等，是一个综合的进程。从理论上讲，是后工业社会发展方向，是必须引领的趋势。

《21世纪》：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结合面临什么困难？

陈云贤：用信息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佛山的一个重中之重，如陶瓷产业产品的提升。这个提升过程首先碰到一个难题——标准问题。刚刚开始做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如何确立统一的标准？我们至少可以引导企业做大市场和扩大规模，很自然地成为产业标准、行业标准甚至是国际标准。

《21世纪》：信息化、城镇化的融合有赖于三网融合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不完全依赖于互联网技术？

陈云贤：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主要依赖两个方面：微观上要更多引导、鼓励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用信息化的手段管理，做好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宏观方面，通过物联网大通关，形成一种信息流，准确判断、监测行业需求，调整生产。

《21世纪》：“四化融合 智慧佛山”，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怎么样？

陈云贤：前期投入至少十多亿，现在正在逐步推进。我们更多的是挖掘社会资源，主要是靠企业。

《21世纪》：“四化融合”的前提是较大的信息化建设投入，以此牵引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而信息化建设的前提是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以高速无线宽带互联网为基础的基础设施。这种投资非常巨大，全国可能需要几万亿人民币，地方的投资起码也以百亿计，地方政府在这一块到底能做什么？

陈云贤： “四化融合”既包括了类似三网融合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又不局限于这个建设。信息化跟工业化融合，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新兴产业的培植都是企业在做；而信息化跟国际化的融合，微观这块是企业在做，宏观这块则是政府跟企业结合起来做。政府集中力量做的是智能城市建设，如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能交通和智能警务等；三网融合，基本上由三大运营商在打造；智能社区则主要由企业（房地产）在做。

上述事务，投资主体是社会和企业，不是政府。政府主要推动两点：一是超前引领，引领一种方向，确定战略、步骤。具体路径如何走？达到什么目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由政府来思考。二是与之相关联的民生事业，政府要加大投入，起到引领作用。

在“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的巨大投入中，政府起的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全市五区都在独立发展，但不能认为各个区各自为政、不集中、不协调，事实上，佛山成立了信息化委员会，引领信息化的整体方向。现在各个区超过100万元的信息化投入都要报市里审批，统一协调，以避免各区在投入上出现重复浪费。

我们一直把城市作为一种资源来管理，这是我们历来的理念，这与很多城市所谓经营城市，其实是土地财政不同。我们将城市资源分为三类：一类是可经营性资源，可以放开给市场经营；一类是非经营性资源，只能靠政府的财政来资助，如一些民生、社会事业；还有一类是准经营性资源，如教育和医疗卫生，我们视政府的财政状况、人民群众可接受的程度、市场繁荣的程度，协调好民办和公办的比例。目前佛山的教育、医疗、卫生是民办和公办结合最好的领域，民办也非常有活力。

2. “超前引领”的理论创新

《21世纪》：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的市场化处于领先地位，当时大家都讲是小政府、大市场，在南海、顺德等地，企业较强势，政府躲在幕后。进入21世纪，有人说珠三角出现了一种原来弱势政府变成强势政府的趋势，在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表现。您提出“超前引领”的概念，似乎跟这种转变相矛盾，政府在佛山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提出的“超前引领”理论，是指产业政策，还是仅仅是个理念？

陈云贤：你所说的所谓“强势政府”或“弱势政府”，只是对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是一种理论。“政府直接拿出钱硬性做某事”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结合市场经济的基础和规则，并没有真正地明确政府的职责。

我所说的“超前引领”，在理论上是一个创新，是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之外的一个创新，是对经济脉络的发展、扬弃，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里程碑式的概念，是超越国界的经济学理念。

具体到我国，政府“超前引领”不仅仅是理念，更是根据“超前引领”的科学内涵来确定的一个区域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以有效引领企业发展。刚才讲到的“经营城市”，传统意义是指土地买卖，在佛山则是把城市资源分为三类，政府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多年来，佛山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每年发展的项目，少则八九十个，多则几百个，每年吸引的投资，少则两百亿多则七八百亿。

《21世纪》：政府超前引领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陈云贤：克服企业盲目求同的弊病。2004年底，我还在顺德当市委书记，顺德600多亿的生产总值中家用电器占百分之七十，而家用电器产值的百分之七十来自美的、科龙、格兰仕三个龙头企业。当时我就想，这三大电器寡头一旦出问题，顺德的经济就会出大问题；假如国内外市场对家用电器的需求停滞，顺德的经济就有麻烦。因此，必须培育发展其它新兴产业，形成科学的发展模式。

随后，我们提出了“三三三”发展战略，也就是第一二三产业相对协调；且排除全市一个模式，实现区域相对平衡；每个产业当中重点扶持三个以上的行业，每个行业重点扶持三个以上的龙头企业，从而形成“引领发展”的模式，改变了一窝蜂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产业链条科学分布、可持续的产业集群。如美的有千亿产值，与之配套企业的有2000多家。这跟日本的产业发展模式相似，如丰田的一级配件（企业）300多家，二级配件（企业）400多家，三级配件（企业）就更多。

《21世纪》：您在施政过程中，有无遇到困难或阻力？

陈云贤：1990年代初我刚从北京来到广东工作的时候，就提出应发展多种基金，当时从上到下无人赞成，包括政府参事在内的一批非常有知识的人，我一讲基金他们就群起而攻之，造成很大的阻力。当时大家以为基金就是农村的高利贷。现在很多人能区分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科技孵化基金，可当时没几个人接受这些概念。我当时最为困惑的是理论超前于实践，很难得到大家认同。要赢得大家的认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人才培养基金和科技孵化基金都带有一定风险。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完全由政府扶持，毕竟这是市场化的过程。因此，立了科技孵化基金，不断寻找好的企业，鼓励其上创业板、中小板，通过资本市场跟产业的有效结合，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又通过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监督，促使其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21世纪》：佛山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在区里，市本级可支配的资金很少，政府没有力量做太多直接投资。因此， “超前引领”策略是不是无奈之举？

陈云贤：在顺德、佛山之前，政府超前引领推动区域发展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就完成了从一个小渔村到发达国家的大转型。我在2005年提出“超前引领”的概念，更多地是在思考国外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

顺德区、佛山市走过了跟新加坡相类似的发展道路。顺德和佛山既非经济特区也非省会城市，没有任何特殊政策，但借助于改革开放，顺德和佛山三十年改革开放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无非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力量，政府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既是协调、监管又是投资、引导。

学术界需要在理论上做有效研究和大胆突破，从而既在经济学上有所创新，又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政策引导。“超前引领”不是迫于无奈的选择，而是一个理论突破，是在实践中探索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超前引领”不仅是政治上的术语或概念，更多的是规律性总结。

《21世纪》：佛山的城市治理特点，明显呈现市向区的分权化，更多权力在区里。在土地管理、财政支配上，市与区的管理权限如何分配？

陈云贤：理论上讲，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县域经济而不是市级经济。佛山区别于其它城市的一点，是佛山不到20%的财力归市一级，而大部分城市少则超过40%、多则超过80%的财力归市一级。佛山的财力基本上都放到了下面，这在理论上符合区域经济特点。佛山五个区被称为“五虎生威”，长时间以来一直保持比较旺盛的活力，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下放。

《21世纪》：佛山由于历史原因，无意中形成了这种城市治理特点：从空间上来看构成了典型的组团城市；从治理结构上看构成了典型的分权治理，正在进行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县扩权，强镇扩权）事实上朝着进一步分权发展，并且仍在变动之中。您设想佛山未来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行政体系内的向下分权、政府向市场（企业）分权固然在佛山已有不错的进展，但政府向市民的分权如何推进？智慧佛山是否也应该包括这种良善治理的智慧？

陈云贤：目前国内的城市发展，更多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更多信息化技术融入到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对既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信息化改造，对城市里“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佛山力图打破这一惯性，主张让城市和人和谐发展，这或许会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开拓一种新的模式。

3. “大树底下可长草”探因

《21世纪》：您怎样看待广州跟佛山同时快速发展这个现象？

陈云贤：放眼全世界，两个紧挨着的城市，在大城市旁边的小城市一般都很难充分发展或者被边缘化，佛山却独一无二地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广东省第三大经济体，且跟第四大经济体城市拉开了较大的差距：经济总额多1400多亿，财政总收入多300亿。佛山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从全省的第五位进入了第四位，2010年进出口总额超过500亿美元，我想反问你，原因在哪里？

《21世纪》：在于企业，在于佛山的企业家精神。

陈云贤：难道其它城市就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精神吗？

《21世纪》：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我的理解是：佛山之所以发展快，首先在于分权，一是市向区分权、区向镇分权；一是政府向民众分权。

陈云贤：关键在于佛山走了正确的经济发展之道，佛山虽与广州距离不足一小时，但活力十足，这也是佛山“大树底下可长草”的原因。

《21世纪》：但佛山最早的工业化进程是得到了广州和香港的支持的，比如人才、技术？

陈云贤：佛山之所以快速发展，有历史、地理优势，更关键的是后来上升到了理论认识，辅助于政策实施，形成了一个由感知认识到理性认知上升的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动力。

凯恩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做出修正，提升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政治经济学由此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事实上，在经济学体系之中，还存在一个中观经济学，我们提出的“超前引领”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中观经济学，这形成和发展了一个新的模式。

《21世纪》：广州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对佛山有产业汰换作用；广州城市化导致地价上升，带动了南海东部房地产的开发；广州的城市化的突进，使得广州的成本抬升，工业已经不适合在广州主城区和近郊发展，所以南海和佛山成为受益者，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均落户佛山。我认为佛山受到了积极影响，您怎么看？

陈云贤：佛山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广州，但同时可以换个角度想：为什么只有佛山受到广州的经济辐射？这里面绝对是双重因素在起作用。广州的经济辐射带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佛山可以吸引广州的工业项目，为什么广州周边的另外一些区域没有受到广州经济辐射的影响？

《21世纪》：您说的内因是指什么？

陈云贤：内因就是佛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佛山宜商宜发展的环境。区域的活力在哪？主要是自身的体制。一般而言，上面和下面产生了矛盾，肯定是听上面的；如果各方面都在市一级高度集中统筹，下面一点办法都没有。而恰恰佛山不是这样，佛山从理论的高度上来认识经济发展主体，就是县域经济。世界上比较完善的体制是三级财政，而目前中国还存在五级财政，行政成本很高，导致发展效率低下。我们一直在不断思考：佛山的发展如何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符合国际国内发展潮流，从而制定了相应的目标、战略和政策。

《21世纪》：顺德、南海与禅城是否有不一样的内因？温州人有钱后去省城买房子消费，同时也把温州的房价给炒起来了。而顺德的老板似乎喜欢在本地买房置业，南海和禅城的购买力、消费力也没有被广州吸走。

陈云贤：这是双向的，佛山没有的东西肯定被广州吸引走，佛山有而广州弱的东西肯定被佛山吸引过来，这是经济规律。如消费，佛山没有高档消费，这一块肯定被广州吸纳。

《21世纪》：您先到佛山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然后去顺德兼任书记，再回来当市长和书记，您感觉佛山市和顺德区有哪些异同？在顺德的从政经历对您主政佛山有哪些有益的经验？

陈云贤：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少争论多干事，是佛山和顺德的共同氛围。领导人自身品德要正，要有超前理论引导，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不断发展。

顺德也好佛山也罢，已经走过了由农业经济为主到工业经济为主的过程，现在正促进产业由低到高发展。佛山的环境发展期、矛盾凸显期是在2004年-2006年，现在已经基本过去了。2004-2006年我在顺德当书记的时候，矛盾冲突非常多，要经常晚上去化解矛盾。那时候人均生产总值3000-5000美金，现在我们的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4万美金，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这几年佛山大事件、矛盾及上访者都少了，佛山已经走过了矛盾集中期。

我们提出的“四化融合，智慧佛山”：一是智慧佛山的智慧不仅仅是智能体现，更超越了智能含义，要在智慧角度思考发展、提升管理，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智能城市的范畴；二是现在大部分企业在思考，“智慧”在企业里有什么体现，无形之中促进了企业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所以，政府的引领、确定目标意义极大。

《21世纪》：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前期必然是服务业的大发展，佛山的服务业如何与广州进行错位发展？

陈云贤：佛山更多是与广州融合，而非竞争。以服务业为例，服务业分两类，一类是生产性服务业，一类是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本来就是佛山要发展的强项，如物流、会展、研发，消费性服务业则不是佛山的发展方向。佛山的金融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的金融区，不仅有支撑广州、深圳的潜力，且以后可能慢慢辐射到整个亚太地区。

4. 佛山的未来定位

《21世纪》：佛山地处中国区域经济的先发地区之一珠三角，早期虽对全球产业链有较多参与，但很少切入核心环节，接下来在产业和城市转型中，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下，佛山如何塑造自己的产业和城市地位？

陈云贤：现在佛山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双转移、腾笼换鸟；第二各阶段，大招商、招大商、培植新兴产业。），现在佛山在做第三个阶段的引领了，如研究推出产品的价格指数，如陶瓷价格指数，佛山是国内外唯一在做这项事业的城市；再如家用电器开始了工业设计，形成工业服务外包，不仅服务于顺德、佛山，还服务于外省甚至国外。之前佛山只搞工业，现在则是金融与工业有效结合，并成为了资本市场与产业集聚有效结合的联合国示范城市；现在佛山还提出金融、科技、产业有效结合，这是在引领一种新方向。

佛山的对外经济活动也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进来、招商；第二阶段是走出去，在外面开拓市场，以前主要开发欧盟、美国市场，现在正在开发东盟、南美、俄罗斯、南非市场）。第三阶段里，佛山的很多企业要变成跨国公司，如美的集团。佛山下一步要在国际经济发展进程中，确立跨国公司的管理模式，将国内尤其是国际先进做法借鉴过来。

《21世纪》：您之前一直希望佛山成为“较大的市”，而在外界看来，基于佛山多年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积累，佛山的城市发展和转型应该不缺乏财力，您是不是觉得佛山的发展缺少更多的行政资源的支持？您期待“较大的市”给佛山的发展带来什么？

陈云贤：佛山既非省会城市又非副部级城市，当然在行政资源的支持方面不如其他城市。成为“较大的市”，就可以利用地方立法权，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制度规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将这些改革成果、改革经验和地方经济特色通过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形式确定下来。

被列为“较大的市”，标志着城市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在区域中有影响力，亦有利于地方根据自身实际营造灵活有效的法制环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申报成为“较大的市”，将切实解决佛山市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前瞻性问题，也可以加快广佛同城化和珠三角一体化发展。

《21世纪》：您曾经是一个优秀的金融企业家，现在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明星光环的学者型官员，您希望自己的这一特点给您主政下的佛山的城市发展带来什么？

陈云贤：我的主要专业是金融，到佛山之后运用金融知识和背景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我曾是广发的员工，结合自己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借助了市场经济的模式来看待佛山、经营佛山、管理佛山。我希望佛山能脚踏实地，不断发展，真正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我希望在我主政佛山期间，能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到佛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