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当时不过是英国战舰北上挑衅和一连串的杀戮战斗，但一百年来不断的渲染提升，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民众便成了一个深刻的外交屈辱和民族仇恨的烙印，甚至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试金石。从商业与金融史角度的观察，这仍然是一个很少涉及或高度概念化的领域。

在我们的主流记忆中，帝国主义用源于印度孟加拉的鸦片来掠夺中国的白银，弥补获取中国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巨大贸易逆差。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英雄行为更是凸显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无情寡义，道光皇帝对鸦片深恶痛绝的讨伐檄文，战后的割地赔款通商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对于前工业社会的“不平等”条约，都是让我们中国人痛心疾首的铭刻于心。

在国际语境中，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更多被称为是英华战争（Anglo-Chinese Wars），被归结为是通商与外交的战争。16世纪中旬，葡萄牙人在澳门租赁并建立了码头从事联接欧洲、中东、中国、日本等商品的海上贸易。基于当时中国政府傲慢与偏见，将国际贸易归结为有限的赏赐与进贡，大量的通商活动还是政府管制之外的民间走私。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活动始终是民间主导的环境下，政府也并无过多的关注和干预。所谓的严刑苛法多流于形式，不过是鼓励了地方大员的贪污和贸易垄断。

尽管我们长期认为明清经济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官方史料也很少对海外贸易进行记载和整理。但是，近代欧洲的大量文献表明中国商品和远东贸易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孕育和兴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的丝绸与棉布对欧洲纺织业的激励极大，同样，欧洲的商品和科技也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启蒙。在日本的文献上，我们认定的日本倭寇进犯大多是中国江浙沿海的民间贸易走私活动，间或有日本浪人参与。体现中国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中国白银货币制度曾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白银市场的变化。

明朝时期，与全球的白银世纪一致，中国启动了用白银作为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阶段。1581年，明朝正式推广名臣张居正倡议的一条鞭法改革，鼓励民众用白银支付税款，直接导致长期在民间流通的白银登堂入室成为国家货币。不过，中国自身的白银产量和存量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的货币需求相差很大，外国白银向中国流入就成为当时贸易和走私的重要目的。据学者朱嘉明的分析，明末中国累计生产了4.6亿两，而同期却进口了3亿两白银。

绝大部分的白银进口都转换成为流通的货币，只有少量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依据白银进口的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中国货币流通和市场的规模，也可以推算出中国民间与海外通商的规模。白银持续进入中国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经济稳步发展的动力，激励了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的发达，导致铁、造船、建筑、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等工业在十五世纪遥遥领先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玉米、红薯、花生、土豆、辣椒等洋作物引进也大大改善了中国农业的生产结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美经济特别是墨西哥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中国丝绸进口达到墨西哥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墨西哥银矿开发和纺织业都获益巨大。墨西哥银元也长期成为中国广泛流通的货币。

不过，风水轮流转。 1618年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导致全球白银生产急剧下降，1639年日本的“锁国令”停止对中国出口白银，沉重打击了中国货币流通与政府支付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推动了崇祯政权的倒台。这种历史记忆自然让此后长期纠结在白银匮缺的清政府坐立不安，芒刺在背。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白银进口国。1700-1840年，从欧洲和美国运进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可见，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的白银并非如此简单地源于中国。

另一方面，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在急剧扩大全球的殖民地版图，争夺原料和市场资源，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在清朝实施进口统一关税达到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巨大成本下，除了玉米烟草等少量商品外，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获利来平衡贸易逆差。况且，英国当时已经实施金本位，向中国支付白银还需要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增加额外成本。

全球市场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当时最大市场的闭关锁国政策、军事与通商的联盟等等宏观背景导致全球政治军事和商业霸权需要不断的洗牌。这就是中国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南美殖民地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性征服行动的动力。放在更大的历史格局下，鸦片战争可以有更多的解读。对当时和今天的英国人而言，很少人了解由于鸦片贸易居然导致了一场海外战争，甚至不知道英国曾经与中国有过一场像样的战争。

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英国政府）为牟利和平衡进出口贸易收支，便与中国走私者和地方低级官吏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将印度和孟加拉种植的鸦片通过广州犯禁输入中国市场。鉴于巨大的利益分享，鸦片在中国民间甚至军队中蔓延很快，特别是南方各地几乎明火执仗地交易。白银流失甚巨，政府财政面临困境。

战争由鸦片而起，迎合了满清朝廷的道德正义，也符合将帝国主义与毒品鸦片捆绑一起的革命思维，捎带着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定义为“精神鸦片”。战争由白银而起，符合重商主义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容易转喻到东方文明重新崛起的民粹主义陈情。从大格局上观察，鸦片和白银都不过是中国与欧洲两种全然不同的观念与制度激烈对抗的表达工具，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长期纠结在器物层面的记忆和宣泄，将不断巩固制度层面的怨恨和偏见，无助于我们面向新的观念、制度与文明的融合。

多年前，我去日本东京的江户博物馆参观，正赶上纪念美国的佩里将军带四艘军舰强行破入日本横须贺的东京湾事件150年纪念日。博物馆为1853年用军舰打开日本国门并迫使日本签下“不平等”条约的这位洋人写了一份充满感激之情的简历。仔细看了与“南京条约”基本一致的开埠通商、治外法权、降低关税、派驻时节等日美条约之内容，很是感慨。中日两个民族对这样被动开关的记忆和反思竟然如此不同。

今明两年大体是鸦片战争170年的纪念，我们有理由认真反思。以主流观念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几乎濒于国家破产的地步。不到两百年的光景，这个“东亚病夫”居然顽强成长为全球新的经济大国强国。什么因素导致我们能死而复生到今日之光荣呢？

第一，鸦片战争是简单地源于帝国主义强制向中国销售毒品吗？是仅仅掠夺中国的白银吗？当时清朝政府的观念与行为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明智的选择吗？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场文化冲突，它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无正面的影响？

第二，中国明清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否真正实行过？中国民间海外通商被封杀了吗？中国近代文明是封闭发展的文明吗？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和资本化对欧洲工业文明的发育和美洲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到底从何发端？

第三，影响大国崛起的各种变量仅仅用善良和罪恶这种站在不同价值观上的道德评价来标识吗？用阴谋论思维和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吗？特别是，可以割裂历史不同阶段的连续推动，只用最近六十年的制度变革就可以盖棺论定吗？

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太多的过程，但可以开放视野，调整观念。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倚重眼前人吧。

（本文作者是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