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汶川募款数额超过500亿的公募基金会并未与草根组织建立大量常态合作。39个重灾区的149家民间组织最普遍的善款渠道是成员自筹。
核心提示：在汶川募款数额超过500亿的公募基金会并未与草根组织建立大量常态合作。39个重灾区的149家民间组织最普遍的善款渠道是成员自筹。
汉旺镇钟楼，指针仍停在14时28分。已毁坏的居住区成为旅游景点，残存物经过挑拣，将摆放进一座博物馆；居民们已搬入不远处的社区，江南的建筑师试图营造出一座园林，不再像过去山麓下的毛坯房。
几位工人在加固后的钟楼边粉刷宣传标语，感谢中央和援建省市，类似的横幅高挂在大小街道。三年前，数千名志愿者和几十家民间组织赶到这里，一座工业小镇开始它的重生。最终，中央政府和对口援建省份，共完成超过200亿的砖墙重建。
汉旺镇位于距离震中约30公里的绵竹市，一直是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集中区域之一。一份未公开的民政部委托研究报告显示，39个重灾区的149家民间组织最普遍的善款渠道是成员自筹（37.6%组织存在该情况）。此外，除去高校志愿者团队，未在中国民政部门注册的灾区组织比例近三分之二（63.4%）。（注：本文所指民间组织，不含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
“草根”脸谱困境
绵竹市被专家公认还存留着相对完整的志愿者队伍形态。十多家志愿者团队被纳入团县委和一家企业家基金会搭建的协调平台。平台负责人唐荣，一位家室仍在广东的年轻人，网名“钓鱼岛岛主”，曾在边区支教多年。
唐荣像是政治思想干部，在政府、企业和志愿者之间周旋。他这个志愿者团队协调人身份，既依靠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津贴，又属于“被团委看中的人”。2008年下半年，他正式成为志愿者服务站站长，同时向基金会和团委社工部汇报工作。每一次志愿者联席会议，绵竹市政府还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出席。
平台人员津贴则由一家企业家基金会资助；本报记者翻看其收入记录，平均28天的志愿工作，5名一般职员可领取1500元，负责人可领取2500元。据介绍，灾区参与大型慈善组织项目的民间组织人员收入，平均与之相当。而一些志愿者队伍在近两年几乎没有外来资金支持，靠成员和志愿者自己出资支撑。而一些志愿者队伍至今不会写项目书。“难以和主流的慈善机构互动。”唐荣说。
还有一部分办公经费由团市委提供，工作人员均配有一台电脑，还有一辆专用8座车，在灾区组织中已属奢华。据2009年9月通过实施的《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县市政府可以就志愿者工作设立必要基金。而绵竹在内的大多数受灾地政府并未如此，志愿者们多在大型政府活动中，能获得极少的工作补贴。
更多的组织甚至难于寻访。民政部2009年委托四川省民政厅和西南财经大学组建调研团队，以田野调查方式走访39个重灾区。一位项目负责人说，民政部门并不掌握在灾区的志愿者和草根组织数量，不得不让团队进入每个灾民社区采访寻找踪迹。
委托报告显示，团队到39个重灾区每个社区进行询问，在排除政府和事业单位志愿者和官办慈善机构后，共涉及149家民间组织。对这些大多低于30人的民间组织而言，灾后前两年，成员大多在板房周遭寻找即时工作，人员流动显著。近30%机构在地震一周年调研时已近解散。
512中心的发起人之一张雪梅，同时为一家法国公益机构工作。像她一样，很多中国项目协调人是以个人账户接收总部资金，每动用一笔大额经费，就要到外汇管理部门申请额度。而在四川人们所知唯一一家本土化注册成功的机构，则同样因为外汇配套政策问题，无法直接接受境外捐款。
在都江堰地区，一位习惯于对媒体讲述其“坚强内心”的心理咨询师刘猛，一直在运作公共安全部门同样重视的地震丧子母亲项目。刘并未被强行阻止过行动，他在工商局注册了项目公司，理论上必须就每一笔收入缴税。刘的大量任务是借过去做心理咨询的人脉，吸引各级官员、企业家参观项目，然后留下照片。“副总理已经来过了！”刘说。
对这一无法统计总人数的群体而言，坚守三年的历史，已形成某种集体的印迹。
淡出
四川省社科院一幢家属楼里，头发花白的社科院研究员郭虹，常接到这样反映问题的电话，然后显出一丝勉强的笑。她名列省级学科带头人，省政府咨询专家，在卫生、民政、教育领域人脉颇丰。
汶川震后第三天（5月15日）开始，提着包裹不知来路的陌生人，向这家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以下简称“512中心”）涌来，其中一些人成为草根组织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是最初组织的设计意图，几十家公益组织负责人每天早晚碰头传信，沟通如何进行公民实践。
走马灯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很快。在完成无数批次的志愿者服务后，获得成都团市委的优秀志愿者组织称号。
核心提示：在汶川募款数额超过500亿的公募基金会并未与草根组织建立大量常态合作。39个重灾区的149家民间组织最普遍的善款渠道是成员自筹。如今名为顾问，实际是创始人之一的郭虹，不得不把培育的组织从专门的写字楼搬出。
“我们现在就是高调地做个非法存在的组织。”中心协调人高圭滋拉长声调说。高圭滋是省社科联一位退休处级干部，并不在中心领取报酬。在地震晃动成都后，他与郭虹几乎联络了所有过去十年积累的社会关系。
组织仍定名为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已然淡化“联盟”概念，而以信息服务为主。5名常设工作人员，每年通过南都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基金会的捐赠，使用10余万元办公和工资经费。因为没有法律身份，中心无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在其他数家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共用现在两室一厅的套房一年2万元的房租，还是在筹措无门后，由香港大学社会学者陈健民筹资捐助。
512中心的信息主管许琰洁，今年27岁，曾是体育新闻记者，2008年在中心做志愿者，一直从业至今，远在郑州的家长，并不完全支持她的选择。在震后治安稳定重回主流，面对面的联盟会议不得不减少，她的工作几乎依附于互联网和电话。
当时填写的多选调查问卷显示，民间组织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金（53.6%），其次包括缺少人力资源（38.9%）；缺少资源集合（34.9%）；难以与政府沟通（22.8%）等。
新政
困难似乎有相似的根源。许琰洁们把附近一家破陋屋檐里的小面馆当做了食堂。每个月从512中心获得的微薄工资，曾一直需要通过另一家研究学会的账户下达，其间扣除10%的管理费。郭虹的一些研究经费也需要贴补进中心，她几乎抓紧一切机会，向有可能成为民间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部门展示宣传材料。
“没有在位者愿意冒风险。”郭虹说，那些她日常要好的身居要职的朋友，一旦涉及到民间注册问题，都更愿意“不作为”。512中心希望注册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郭虹找到单位领导，拒绝理由是“缺乏学术色彩”；高圭滋去找省社科联拍桌子，但拒绝理由类似。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2010年7月在当地党报公布了一份“〔2010〕53号文件”。文件以政府意见形式发至民政系统，如同深圳特区和北京的尝试，文件称将在综合配套区改革中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简化登记程序。
对于经济类和社会公益类民间组织，该意见说，“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先取得许可证的外，申请人可直接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对已登记注册的上述两类社会组织，用2至3年的时间，变原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完成无业务主管单位改革进程。”
在与民政官员于各种场合沟通后，刘猛在上周刚刚获得了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登记证。但新的问题是，机构仅仅只有注册时投入的3万元钱。在成都实施新政后，这样的案例现仅有5家。成都市民政局官员说，更多的机构仍然希望拥有业务主管单位。
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结果是，登记政策的裁量权仍然在政府一方。他们正试图建立起更亲密的熟人网络。
512中心并不在成都登记新政的社会工作、扶贫、养老和儿童关怀的名录之列。他们希望保留原始的“四川”字眼。郭虹甚至劝服四川省红十字会负责人，从省政府获得担当512中心主管单位的授权。但最终仍然遭到其他一些厅局级部门反对。“至今再没有下文了。”高圭滋说。
在民政部委托报告中，对当地政府政策支持和沟通渠道填选“满意”和“非常满意”的组织，却都在60%以上。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填选满意以上的达到54%；中性答案为31%。
自言坚持草根取向的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大型的公募基金会真的想推动草根发展，只需要将其纳入下属项目计划，财务和管理都不成为太大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在汶川募款数额超过500亿的公募基金会并未与草根组织建立大量常态合作。除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将2000万明确以招投标形式由草根组织实施外，几乎并未惠及草根的更多固定资金。直至三周年之际，才又有两家公募基金会宣布类似策略。
在高速重建的城市和弱小的民间组织之间，时光已经烙下分歧。绵竹震区翻新平房白墙上，印刷着各类衣着鲜艳的人物年画，人们对这类风景已司空见惯。
唐荣正紧急组织志愿者配合宣传部的一个形象片拍摄，他对志愿者队长们说，“要改变现状，必须加大传播力度！”而面对记者时，他排除所有那些外部因素说，“只能靠自己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