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些地方在应对涉及少数民族的矛盾纠纷时，存在着“想管的管不了，管得了的不想管，不会管的乱管，会管的没能力管”的尴尬局面。
20岁的哈那提别克已经3年没回家。
他在东莞长安镇乌沙村昕晋手袋厂打工，月工资1800元。5月19日他对本报记者说，打算返乡休息一段时间再回东莞。
目前，像哈那提别克一样来自新疆阿合奇县的“新莞人”约2500人，“阿合奇县也就赚七八百”成为他们留下的理由。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东莞市常住人口达822万人，仅次于广东深圳。其中，据东莞市公安部门统计，东莞市有半年以上暂住登记的少数民族人口36万。
对于一个原本没有少数民族的地区，面对地域文化、语言、风俗、饮食等诸多差异，当地的社会管理者选择在摸索中前进。
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张灿炎对记者说，在管理机制方面，东莞倾向于寻求和输出地政府联系配合，将工作主线放在教育引导少数民族人员提升素质，使其实现从“农牧民”向“市民”的转变。
带队干部的四年
带队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涵盖“小孩”们的饮食起居、薪酬待遇和业余活动
到东莞之前，哈那提别克在家乡接受了一个月的培训。从那时起，就有一班带队干部安排着他们的工作、生活。
带队干部包括来自阿合奇县的政府部门干部、警察、老师、懂维语和汉语的医护人员等，由他们管理该县的2500多名务工人员。按照70个工人配一名干部的标准，阿合奇县现有35名带队干部在东莞的驻企业办事处从事员工管理工作。
阿合奇县驻东莞劳务办事处总带队、主任托合达力说，刚到东莞的时候，很多员工不习惯当地的生活和工作，有的生病就跑回家；4年过去，员工管理已实现规范化，没有出过一点差错。
托合达力的另一个身份是阿合奇县公安局副科级侦察员。当地政府要求带队干部的服务期是1年，而他在东莞一待就是4年。在他眼里，这群年龄在18至22岁之间的员工都是“小孩”，“小孩”们的稳定和安全是他工作合格的唯一标准。
带队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涵盖“小孩”们的饮食起居、薪酬待遇和业余活动。
为了保证清真饮食，随同带队干部一起入驻工厂的还有从阿合奇县来的厨师。工厂方面则提供单独的厨房和饭堂，以及每人210元的餐费补贴。
以上种种保障，源自当地政府和东莞工厂签订的协议，以此确定员工的待遇和福利。另一份协议，则是当地政府与员工家长签订的。当地政府保证，员工的最低收入至少达到1500元，家长则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要求他们在外好好工作，不打架闹事。
昕晋手袋厂厂长蔡满泉对记者说，员工在生产线上有什么问题，工厂方面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带队干部。对于不适应工作环境、不愿意工作或者不服从管理的员工，懂普通话的厂方会直接沟通，实在解决不了的会由带队干部做思想工作。
蔡满泉透露，昕晋手袋厂的员工月收入都在1800元以上。为了提高员工家庭收入、防止员工乱花钱，这笔收入并没有直接发到员工手里。
阿合奇县要求工厂将员工工资发至驻东莞劳务办事处，带队干部负责将工资的70%汇回员工家庭，员工则领取工资条并按需从办事处支取余额。
社会管理成本之重
对于36万少数民族人口，东莞社会管理的任务依然繁重
有带队干部管理的员工，在东莞大岭山镇和长安镇居多。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当地镇街的社会事务办会派专人跟带队干部交流一次，不用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冲锋陷阵”。
张灿炎称，阿合奇县带队干部南下管理务工人员的模式极大地减少了东莞当地政府的管理成本，有助于少数民族员工尽快融入东莞社会。
然而，这种模式至今只涵盖2500人。对于36万少数民族人口，东莞社会管理的任务依然繁重。
据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不完全统计，东莞市辖32个镇街都有少数民族，来自青海、甘肃的少数民族有7000多人，主要经营全市近1000家拉面店；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约5000人，来自云南、四川的彝族务工人员有1万人。
但对于如此庞大多样的群体，有街镇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基层应对日益繁重的民族工作，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付。
张灿炎说，1997年颁布实施的《广东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已经过时，某些条款与现实脱节，实际操作性不强，给依法管理民族事务工作带来不便。
显然，在缺少人手和经验、缺乏法律有效指引的情况下，基层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不少困惑。
一位多年从事民族工作的人士指出，有些地方在应对涉及少数民族的矛盾纠纷时，存在着“想管的管不了，管得了的不想管，不会管的乱管，会管的没能力管”的尴尬局面。
推广带队干部模式
复杂问题简单化，东莞基本实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我管理
经过多年的探索，东莞把抓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当作民族工作的重点，将青海、新疆、云南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领头人团结起来，每季度召开一次座谈会，协调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早几年，我们在碰到少数民族的矛盾和突发事件时不知道从何下手。”张灿炎说，后来发现每一个地区的不同少数民族中都会有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物，依靠他们出面去解决矛盾更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在张灿炎看来，这种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上收到成效，东莞基本实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我管理。
但上述管理模式的效果仍有待加强。以彝族为例，当前约有1万人在工头带领下在东莞务工，但员工跟工头是私人关系，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工头的作用比较有限。
据记者了解，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视察东莞期间，东莞市就建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推动彝族所在地政府对务工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或者派专人负责管理，以实现类似于阿合奇县采用的集中管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不设区县的地级市，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直接面对全市民族领域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面临管理人员少、权力能力有限等难题。与输出地政府层面建立联系配合，势必增强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