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11大地震，让此前全球最大的电力民企——东京电力株式会社备受打击。然而现在东京电力在财务上是否破产已经不是焦点，由于其发电能力大打折扣，带来的影响非常广泛。在3·11大地震前，东京电力的发电能力大约为5200万千瓦，地震后仅有3100万千瓦运行，造成东京圈地区大规模的轮流停电，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 “计划停电”。

目前东京圈基本恢复了正常用电，这当然也要感谢企业和家庭响应号召积极采取措施节约用电的各种努力。然而，今年夏天企业和一般家庭预计还将面对电荒威胁。在用电高峰的8月，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峰值可能会超过6000万千瓦，然而福岛核电站无法恢复生产，重启火电等各种闲置设备，东京电力估算的供电能力只能达到5620万千瓦。处在灾区的东北电力也面临类似情形。由于东京电力覆盖的地区产出的GDP占到日本40%以上，其困境不仅对于居民生活是个大问题，对于日本经济复苏带来的影响也令人关注。

就在政府和电力公司呼吁节电，渲染电力供应能力不足的同时，愤怒的媒体和民间人士开始声讨电力企业和政府的不作为。有杂志调查发现，电力需求高峰期可以使用的扬水发电能力完全可以应付电荒。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民间企业拥有发电能力高达6000万千瓦，等于是另一个东京电力。然而由于战后确立的10家电力公司体制垄断了电网，富余发电能力基本被闲置了。记者甚至发现电力改革的象征——日本电力批发交易所在地震后已经关门有10周。日本1995年就开始的电力自由化改革进展缓慢，2000年出现的特定规模电气事业者（PPS）不到50家，其电力供应仅占全体的1%不到，而付给电网的租赁费占到售价的20%，交易条件比海外恶劣很多。

表面上，改革没有进展的原因是2001年加州的停电和安然破产带来的反思，然而实际上背后透露出日本核电产业“国策民营”政策的弊端。日本是全球唯一一个完全让民企经营核电的国家，国家有安全标准指针，但监管比美国差很远。电力公司的民企化是日本精英阶层和麦克阿瑟巧妙的暗斗成果，核电却是1950年代CIA为配合艾森豪威尔“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一冷战战略而进入日本的。后来由于石油危机，政府要刺激经济大搞公共建设，核电成了很好的拉动项目。直到泡沫经济破灭，一直在政府保护下飞速扩张。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两代政客恰恰是历代日本首相中的佼佼者中曾根康弘和田中角荣。他们的核电政策代表的是两个时期的日本，引进时对美换取外交利益，发展时对内刺激经济。然而其最大的好处不仅在于表面的政治经济宏观效果，更在于这个项目为权钱媾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政客得到经济落后地区的选票和经济发达地区财界的支持，还能赢得刺激经济的名声。

就市场原理而言，核电实际上无法独立生存。日本在美苏相继发生严重的核电事故之后还不断对核电发展加力，没有政治和行政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国策推动的项目要企业全部负担也显然是不行的，日本核电长期都是财政补助的黑洞。日本企业法明确规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作为真正的企业，需要政府补助的照理是没有心思做核电的，没有政府暗默的担保，投资者也不会去持有东电的股票。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忽视居民安全的情况下，政客主导定调，官僚招呼学者定型，然后命令企业照做，这就是日本核电的历史。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本电力自由化改革步履蹒跚，其根源就是核电既得利益基本已经绑架了日本政府，因为自由化必然影响到高成本核电的生路。有些地方性报纸就报道说，东电目前故意制造停电紧张气氛，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全核电既得利益。目前的电力紧张状况之所以引发媒体和民众严重的抵触情绪，与此关联很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日本的法律体制下，核电站在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标准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政府是没有权限命令其停止运营的。但在5月初的日本黄金周期间，菅直人突然在电视上宣布一条重大消息：作为内阁总理大臣，请求中部电力停止浜冈核电站运行。这一决定得到了国民广泛的支持，中部电力迫于压力最终接受了政府的要求。

菅直人采取了“请求”这一方式，但又强调“作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引起了财界的不满和警惕。从安全角度，人们接受了并支持对中部电力的实际上的“威胁命令”。但其形式却受到广泛的质疑，认为是现任政府耍小心眼为摇摇欲坠的内阁争取支持率。由于核电从导入到维系生产都是政府补助的产物，菅直人的小聪明也体现出现有核电体系下政官商在职能分配上的先天性矛盾。在一个国家需要决定方向的时候，现政权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让人不齿，但日本核电体制上的弊端带给我们的思考恐怕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