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内开征碳税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但是，推出一项税收应在经济比较过热、通货膨胀压力不太大的时候，因为加税容易造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迷或通胀压力大的时候，不适合推出税收。

　　第一财经日报：开征碳税有什么意义？

　　邹骥：我们要从建立低碳、发展绿色经济的长效机制的层面上认识碳税问题。现在，我国的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中国要走上新的低碳的发展路径；但是，何以保证我们走上这一路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有体制和经济运作机制作为保证。碳税、环境税或能源税就是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报：同为节能减排的政策工具，碳税和碳市场或排污权交易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邹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总体上有两大类政策工具，一类是行政手段，包括规制、标准、审批、许可等；另一类就是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包括税收、财政支出和碳市场。

　　碳税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又通过市场，对排放者产生经济刺激，使要素比价发生变化，让能源使用费昂贵起来。理论上，应该是稀缺要素的价格昂贵，充沛要素的价格低廉。

　　我国现在的情况是能源供应呈现趋紧、环境恶化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相比较而言，最近五到十年内，普通劳动力的供给还比较充沛。希望通过碳税，使能源变得昂贵起来。

　　与碳市场相比，碳税的作用更多的是控制企业的减排成本。企业排放的总量和减排成本都要控制。碳税并不控制总量，但能够控制减排成本。因为税基的选取、税率的确定给企业提供了参考，当企业的减排成本高于税率，就会放弃减排，选择交税。而排污权交易的价格不可控，企业在市场机制上排放的总量得到限制，但减排成本只能和碳市场价格挂钩。

　　虽然碳税与碳市场的原理和功能不同，但二者都要求政府有严格的监管能力和执法，以及相关的核算、认证等工作。

　　从理论上讲，总体上的经济手段比行政手段效率高一些，企业的灵活性高一些，我们预期在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情况下，成本要小。

　　日报：碳税在目前我国整个税收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整个税收改革是什么样的关系？

　　邹骥：目前我国企业税负平均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不算轻。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单纯地加税，可能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对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不利。我认为，不要让劳动力迅速地贵起来，应保持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稳定、缓慢增长。据此，我的主张是综合税制改革。

　　税收调整需要很长时间。那么，目前是从增值税入手，还是从其他税种入手？我认为，在起步阶段，动增值税可能阻力比较大，按照小幅、多步、渐进的原则，可以先调整就业税，即企业对社保的支出。

　　具体说，就是减少企业强制性社保的部分，亏缺的部分由政府动用转移支付补上，从增值税、营业税乃至环境税抽取转移支付，建立税收流转的平衡。这样，税收有增有减，总体平衡，但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结构变化符合要素稀缺程度状况，有利于达成可持续的、走向绿色经济的长效财税体制，对经济结构的转型产生正面影响。

　　日报：如何确定碳税的税基？碳税经常与能源税、环境税相提并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邹骥：我在税基方面的主张是税种不要繁杂，尽量归并。合并税种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例如，能源税和碳税就可以归并。我国目前一次能源70%是煤炭，收能源税、燃油税本质上就是在征收碳税。只要限制了使用能源，也就限制了碳。

　　不过，碳税与针对局地大气污染的环境税能否合并，情况复杂一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很多行业，例如电力行业，相关度很高，往往节能等于减排。但也有反例，例如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大量耗能，但是有利于减排。这要分部门分行业考察。此外，能源税本身也要就矿物燃料、水电、核电等不同类别的能源分开考虑。

　　征税可以在生产端，也可以在末端。我个人主张使用者付费原则，从需求端征税，限制使用能源。我国的一个现实情况是，煤电油运联动目前还不顺畅，错综复杂，对上游征税，后果一定是层层转嫁到下游，索性还是从需求方抑制能源消耗。

　　日报：碳税开征的时机应如何选择？

　　邹骥：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40%~45%的行动目标之后，国内开征碳税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但是，推出一项税收应在经济比较过热、通货膨胀压力不太大的时候，因为加税容易造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迷或通胀压力大的时候，不适合推出税收。目前的时机就不如前两年条件好。

　　但是，不管什么时机，如果做到有增有减、总体平衡，按照小步、微调、累积的策略，问题就不是太大。如果计划用五年时间将税率调整到某一水平，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就不会太大。因此，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扭转税收结构，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就可以开始小幅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