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城市化，10多年前浙江就已经“起了大早”，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现在可谓是第二波浪潮。
核心提示：城市化，10多年前浙江就已经“起了大早”，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现在可谓是第二波浪潮。
在诸暨火车站，挂着一幅贺知章的七绝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作者贺知章是萧山人，诸暨人将这首诗挂在自己家门口，此间别有一番深意：寄望那些外出的诸暨企业家，能返乡报效桑梓。
诗只是个缩影，在它背后诸暨还有一个大计划：造一个大城市，营造一个大平台，留住浙商和浙江游资。
“城市框架拉大后，产业格局会有大的嬗变，县域经济将向都市型经济跨越。” 诸暨市发改局综合科科长何建平说。
其实在2000年前，诸暨就是越国都城，只不过当时是因为四面环山的军事优势而筑城；现在的诸暨，则是因为杭长高铁等高速铁路穿越而过，要建一座高铁上的城市。
高铁，打开了浙中小城诸暨的城市空间，带来了城市化机遇。不但是诸暨，杭州都市圈辐射的市县都提出了造城运动：诸暨周边的上虞市，提出打造“浙东商都”；毗邻的宁波慈溪新城，规划面积则是老城的6倍多。
城市化，10多年前浙江就已经“起了大早”，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现在可谓是第二波浪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今年两会期间曾明确表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是浙江促进发展转型的重点”（本报2010年9月曾发表独家报道，浙江GDP增速连续10年下滑，存在制造业动力衰竭、产业空心化苗头，正面临挤出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危险）。
这一次，浙江能抓住机遇吗？
高铁上的城市
诸暨市经贸局一副局长透露，这几年到企业调研，不时能碰到各地来的引资队伍。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稳住”本土企业，诸暨需要更大的平台。
“小县城就不能建大城市么？”何建平搓着手，笑眯眯地望着本报记者。
5月26日，诸暨市发改局综合科科长何建平坦陈，如果不是正在修建的杭州-长沙高铁，他自己也很难想象如此乡土的一座县城，能够提出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
诸暨是绍兴下辖的县级市，2009年GDP达527.5亿元，人均生产总值7000美元。但与浙江大多数地方一样，诸暨经济力量散布于农村地带，制造业产值约80%来自店口、大唐等明星乡镇。如何拉大城市框架，让城市化不滞后于工业化，是个棘手的问题。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诸暨作为绍兴工商业主体最密集、民间资本丰沛的一个区域，已成为不少地区招商引资的重点。诸暨市经贸局一副局长透露，这几年到企业调研，不时能碰到各地来的引资队伍。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稳住”本土企业，诸暨需要更大的平台。
2010年5月，诸暨四套班子及各开发区、乡镇官员大规模赴江苏考察。仅一个常熟，就有外来人口90万，其中浙商20万。
“我们在无锡看到，几个‘海龟’在一个破旧的工厂搞创意产业，政府食堂免费配送快餐！”诸暨市一位主要负责人慨叹，江苏之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造就一座大城市的决心。
去年，诸暨进入国务院《长三角区域规划》和《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明确作为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规划和培育。到2020年，诸暨将成为环杭州湾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城市人口45万-50万，城市化水平75%左右，生产总值15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2万元左右。
诸暨市交通局局长杨天夫认为，便捷的交通使诸暨得到了政策垂青：杭金
衢高速、诸永高速公路、浙赣铁路及杭金线、绍大线、诸东线等省道穿越全境，而绍诸高速及杭长铁路客运专线也即将建成通车。
以杭长线为例，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开通后，诸暨到杭州不足20分钟，到上海1小时，将成为辐射沪闽湘赣皖等省市的交通节点，区位优势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另据浙江省政府批准的《杭州都市经济圈发展规划》，将诸暨确定为“紧密层”城市之一，规划杭州绕城高速三环线与诸暨连接，杭州轻轨2号线向诸暨延伸，开通杭州市区至诸暨的快速公交线路，构建诸暨与杭甬运河相互连通的IV级航道等。
“诸暨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主动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接轨大上海，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诸暨市委书记王继岗举例说，诸暨市包装产业有10多亿，如果突破行政界限，杭州完全可以利用诸暨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优势，共同打造世界级包装生产基地。
浙江城市化“失落的十年”？
受2003年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影响，浙江区域经济陷入了重化工与服务业的长久论争，而城市化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核心提示：城市化，10多年前浙江就已经“起了大早”，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现在可谓是第二波浪潮。浙江城市化，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99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浙江省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增加值、税收和利润总额已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不到35%，在国内仅列第八位，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落后15-20个百分点。
以“前店后厂”模式起家的浙江民营经济，它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这一年，新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就在思考，浙江经济如何完成质的提升，从而驶入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快车道？
“浙江经济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竞争后劲不足。”时任杭州商学院副院长（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向张德江进言，如果早期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话，那么工业化中后期应由政府“推手”加速城市化，特别是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来推动工业生产要素的集聚。
张德江在经过大量调研后作出了公开回应：“浙江应顺势应时，加快城市化进程，为在下一轮竞争中取得主动。”
随后的1998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以及城镇体系规划，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建立了全省相对统一的户籍改革政策体系，城市化水平和城乡一体化进程都走在全国前列。
2002年，习近平接替张德江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明确提出“城市化要成为浙江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平台，承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的新高地，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纽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载体”。并要推动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浙中三大主体城市群和中心城镇建设。
但受2003年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影响，浙江区域经济陷入了重化工与服务业的长久论争，而城市化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直到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开拓新空间。
2009年9月，住建部与浙江签署《关于联动推进浙江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意见》，提出把浙江作为全国实践新型城镇化和推进生态文明条件下城乡差异化互补协调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至此，浙江城市化再次迎来战略机遇期。
浙江新跨越：从“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换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史晋川认为，浙江当前要摆脱“强县战略”的思维定式，完成从“强县战略”向“都市战略”的空间格局转换。
跟记者讨论时，诸暨市发改局综合科科长何建平说，诸暨经济存在两大“反差”：一是诸暨有2000亿工业产值，规模以上企业也有1000家，与其业态形成鲜明反差；二是诸暨有相对强盛的工业企业，跟城市基础设施形成反差。
在何建平看来，城市化的短腿，导致诸暨工业只能就工业而工业，现代物流、文化创意、休闲娱乐、广告咨询等大城市具备的业态，诸暨也需要培育。
“浙江绝大多数县市的公共财政已有了富余，再不搞城市化，问题就大了。”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会长蔡骅说。
在诸暨，店口镇作为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样本”。这个群山环抱的江南小镇，在过去30年间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五金产业集群——2009年店口GDP总值70亿元，财政收入8.7亿元，在浙江800多个建制镇中名列三甲。
“但作为镇一级政府，店口的管理权限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诸暨市委书记王继岗向本报表示，店口“造城”的契机，始于2007年浙江省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其中公布了包括店口在内的首批141个省级中心镇培育名单。
随后店口升级为“诸北小城市”。规划到2020年，店口镇建成区面积将达到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万，城市化率65%，其发展定位调整为“持续创业创新的现代新兴城市”。
面对这一波城市化浪潮，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史晋川认为，浙江当前要摆脱“强县战略”思维定式，进一步拉开城市框架，完善和创新城市功能，完成从“强县战略”向“都市战略”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