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降到1.5以下，不仅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核心提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降到1.5以下，不仅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1970年代之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1980年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2.1的替代水平以下。当前，无论是按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降到1.5以下，不仅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嘉宾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老龄化加速

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上升）决定人口红利

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首先表现为老龄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老龄化一直上升较快，约在2015年之后，上涨速度会明显加快。那时，劳动年龄人口会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将迅速上升。

老龄化本身不可怕，发达国家都老龄化了，也没有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如果国家发达了，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制度就可支撑老龄化社会，使得老有所养。问题在于，我们是在较低的收入水平时即将达到发达国家那样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3%，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也就是说，我们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要老得多。

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人口红利下降。人口红利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且不断上涨的时期产生的，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充分供给，劳动要素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二是人口抚养比低，且处在下降过程中，因而储蓄率较高。

研究发现，从1960年代中期起，抚养比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少年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很长时间不提高。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人口红利。我们还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可提高0.115个百分点。当时我们用的是1982-2000年的数据，在此期间，中国的抚养比下降了大约20%。研究结论是，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中，有26.8%来自于抚养比的下降，即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还有多久？

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短缺。受此制约，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若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加，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这是当年克鲁格曼、刘遵义批评“东亚模式”的一个理由。那时他们不知道存在人口红利，认为经济增长应符合新古典劳动力短缺假说。

但如果存在人口红利，就意味着劳动力不是短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就不成立，资本报酬也不会递减。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相应地，人口红利要发挥作用，必须和资本积累过程结合。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很好地诠释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的转变。200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符合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型：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劳动力可以不断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这时我们只需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

接下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2004年前后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这时劳动力仍有剩余，但只有当工资高于生存水平时，才能吸引更多劳动力。随着工资上涨，沿海地区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时人口红利还在，尚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两台机器，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

第三个阶段，刘易斯转折点已过，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更加紧缺，资本替代劳动的程度加深，资本报酬递减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三台机器。劳动者们要使用这么多机器，必须提高体力、智力，改善机器和劳动者之间的匹配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进入所谓新古典经济的世界，劳动力短缺假设成立。

核心提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降到1.5以下，不仅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与其它国家比较，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2015年降到最低点，之后迅速提高。日本在1960年代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在1970年代降到最低。日本特殊的地方是它在抚养比低点上维持了20多年，1990年以后才开始上升；而中国的抚养比在到达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韩国、泰国的情况跟中国一样，时间也大致相同，而韩国比中国人均GDP高很多，泰国也略高。比中国收入水平低的越南和印度，低抚养比还可以持续很多年。要到几十年后，印度的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与富国比，还是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或穷国比，人口结构看起来都不太有利。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之前达到最高点，只有14亿多一点，根本不可能到15亿，之后将迅速下降。在这之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为负，因为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为正。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为零。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

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2003年开始就是如此。如果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涨幅高达20%以上。

这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一个方面。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比较优势，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较优势不同。最典型的富国是美国，它在资本、技术密集型方面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我国曾是低收入水平的典型，1978年时人均GDP300美元。在低收入水平时期，我们可以用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最便宜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可以打败任何竞争对手。相比之下，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的国家比较优势就不明显。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的高路易估算了中国经济在几个时期——1994年以前、1995-2009年、2010-2015年、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我借用他的研究，并将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剔除，突显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1994年之前，就业增长拉动GDP增长3.3个百分点，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三分之一；1995-2009年，降到1个百分点，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九分之一；2010-2015年“十二五”时期，进一步降到0.2个百分点，已微不足道；到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降为负数。这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判断完全一致。

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我最近看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其中一个是Eichengreen等人做的，他们指出，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万-1.5万美元时，经济增长会减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可以解释经济减速的85%。另一个是摩根士丹利王庆等人做的，他们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是一个关键点，之后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是当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减速，还是在我们收入仍较低时减速。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受害者。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老龄化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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