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2011年5月2日逝世，享年58岁

　　

　　白南风 /文  2011年5月2日，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张少杰，英年早逝。

　　少杰的一生，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经历了上山下乡、当兵、做工人、上大学、读研、当学者、做企业家，工农兵学商，一个没落下。

　　1953年12月，少杰出生于南京。1968年，初中还没上完就赴江苏农村插队，时年刚满15。两年后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开小型发电机。1976年复员，进入国企，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他少年插队，亲历当时乡村贫困生活；青年当兵，转战深山老林戈壁滩修铁路；随后当工人，目睹中国当时工业的落后。遂发奋读书，寻找富民强国之路。

　　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比较经济体制专业。在读研第二年，他就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管理体制调查”，实地考察了10个大中型国企，历时百余天。世行的研究非常严谨，调查覆盖了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调查的内容详尽具体。这不仅让他了解了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方式，而且让他了解了国有企业在产品自销、子弟就业等方面所尝试的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他后来对中国工业企业比较了解、对有关的政策判断比较敏感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少杰在调查上用了太多的时间，使系主任十分不满。在研究生二年级期末，虽然他的各科考试都合格，但系主任却以他上课时间不足、学分不够为由不同意他升入三年级。最后还是当时兼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董辅礽过问此事，董决定将他参加的国有企业调查算作一门课，记两个学分，才算顺利过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农村改革成效显著，改革的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首先面临的就是价格改革问题，如何改，成为众说纷纭的核心论题。

　　1984年，莫干山，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几个年轻人挂牌，讨论价格改革调放结合构想，与会者众。年轻人充满激情，思路清晰，语速很快，其中就有张少杰。从此，我与少杰相识、相知。

　　当时，这几人还在读研究生，他们共同提出的价格改革调放结合观点，引起很大重视，后与其他人的观点综合，发展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被中央采纳并完善为双轨制改革方案，为日后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山上，我和少杰住在同一个小楼。搬个小凳子，放上两包烟，开始神侃，成了我俩一有空就做的事。下山后，回到北京，少杰写信给我，约我去玉泉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聊天，信中说：烟管够，来吧。

　　后来，我约少杰去王小鲁家，和王小强见面，我们4人讨论了双轨制、企业制度改革、研究方法等，少杰侃侃而谈，给小强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后，小强就让我捎口信给少杰，请他毕业后来体改所工作。

　　当时，少杰的导师、由社科院经济所调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的吴敬琏希望少杰去做他的助手，刚担任所长的董辅礽则希望少杰留在经济所工作，他的同学也都认为三种选择中，去刚成立不久的体改所是最不好的选择。但少杰考虑再三，认为灵活的体制及合理的结构、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志同道合的研究伙伴才是最重要的，最终选择了体改所。

　　少杰参加体改所组织的课题后，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他在论文答辩前，就投入到体改所1985年大型调研项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每日奔波于玉泉路和陶然亭之间，参与了分析框架和基本假设的讨论，负责企业调查指标体系的设计，最后不仅参与了总报告的讨论，而且还和不同的合作者分别写出了工业企业经营环境、投资机制两个长篇分报告。在南京、杭州的实地考察中，由于小强和我忙于写作《富饶的贫困》，和各有关部门座谈以及企业调查的担子大多都落到了他头上。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他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的大型调研报告和专著《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获1986年孙冶方经济学奖。

　　毕业后，少杰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先后担任第二研究室主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应用研究部主任。在体改所“企业制度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核心环节”这一总体改革思路下，少杰领导的微观经济研究室肩负重任，硕果累累，提出了不少现在看来仍很有价值的思想：

　　1985年，他从推进价格改革入手，对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推动全局性买方市场的形成，应是衔接微观改革和宏观控制的一个主要环节”。

　　1986年，匈南考察归来，借鉴匈南改革的经验教训，针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提出国企改革“关键是如何建立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认为“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革所有者的权益关系，在这个问题解决后，经营者问题将迎刃而解。”

　　1987年，针对国有企业与国家分配关系的扭曲，从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出发，提出“对国有企业还应实行利税分离的办法。即政府在对企业征收流转税之后，对企业按较低税率征收法人所得税。以略低的所得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以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方式来协调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进而将“利税分离作为国有资产改革的起步方式”。

　　1988年，针对当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提出“实行利率指数化。居民的存款利率和企业的存贷款利率均与物价上涨率挂钩。使群众通过投资获得物价上涨的利益。”

　　1989年，对中国改革开放的10年历程进行反思，提出中期改革政策重点：从试点、给予优惠政策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要把一些能够由市场解决的基本需求交给市场解决，同时政府承担公开的福利供给；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和更为有效的贸易体制；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国确立一个市场制度的话，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进行制度性投资。

　　少杰以自己丰富的人生实践、出色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和运行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成为当时著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为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少杰治学严谨、注重调研、博闻强记、才思敏捷，长期致力于微观经济和企业制度研究，对多个行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企业观测系统和数据库，深入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企业行为，出版的专著《经济运行与经济调节--微观角度的比较研究》和《改革中的市场结构和企业制度》（主要执笔人），均获得好评。

　　少杰不仅研究企业，并且身体力行，投身于中国现代企业的创立和经营管理，是改革开放后规范化股份制公司的较早实践者之一，也是中国较早进入资本运作和风险投资领域的企业家。他成功地将自己对企业制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了企业实体的创立、成长和运营中。同时结合企业实践，深化自己的研究， 2000年以后，他通过对股权双轨制和上市公司行为的分析，提出必须改革中国资本市场过度集中的局面，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重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虽然身处商海，但他仍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研究无比眷恋。为了推动相关研究，他参与创立的公司，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第一批捐赠者之一。他本人也于2004年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特约研究员，更于2007年调回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准备专心从事研究工作。遗憾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查出身患重病。壮志未酬，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少杰热情豪爽，性格鲜明，直言不讳，是性情中人。有时候过于尖锐，难免出口伤人，但从大处着眼，他却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心无芥蒂，重大局，讲义气，在大事上头脑清楚。有一年，他因故被降为副主任，虽然不设正主任，他也感到委屈，当时很多人来“挖墙脚”，劝他离开体改所，并许以重任，但他跟我深谈之后，决定不离开这些兄弟，哪儿跌倒从哪儿站起来，一年之后，他“官复原职”。

　　少杰轻生死，重信念。患病之后，面对手术、化疗、放疗的痛苦和病体的不适，谈笑自若。一次在饭桌上，我感慨道：久病成医啊。他马上接过话头：不是久病成医，是久病太太成医。我不去想那么多，我太太比我懂得多得多，关于病，你问她。我当然也关心我的身体，但我还是要思考我关心的问题。

　　在生病期间，他思考的、谈论的仍然都是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人类的进步和世界和平。每次我见他，他都热衷于和我讨论时下的热点问题，并将他对此问题的研究一一道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在病床上注册了微博，网名叫“活力张少杰”，一共只使用了13天，发出12条，涉及3个主题：瘦肉精事件、日本地震和核危机、利比亚局势。最后一条是在3月28日，即一日之内两度心衰抢救回来苏醒之后发出的，发出这一条后，电脑被家人收走。在临行之际，已经不良于言的他，针对当前的战争，用颤抖的手写下“能不能有一个东西，一下让大家停下来。”

　　 作者为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