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高考开考。今年高考考生报名总人数约为933万，比2010年的946万再减约13万人。但与此同时，因高校扩招形成的教育供应增加，录取比例不断攀升，2011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达到675万人，达到72.3%，而去年的录取率约为68%。如果这种供需状态继续下去，将会有一些高校因为没有生源而陷入窘境。

众所周知，高考报名自2008年达到1050万峰值之后，就开始下滑，2009年为1020万，减少了30万，2010年则大幅度降低至957万，现在则变成了933万。关于高考考生的连续下降，一种典型的观点是因为出生率的原因，即这几年应届的考生是1991年-1993年间出生的，它属于中国最后一次人口高峰1985年-1990年之后的生育期限区域，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人口变动应当为高考生源下降的主因。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我们知道，高考生源中高中应届毕业生是“大头”，但它不是全部，往届生大致占3成。应届生的变动跟人口规律是相关的，最明显的是2009年，按照出生率变动来计算，应届高中生比上一年应当只减少15万，但2009年总体考生却下降了30万。有意思的是，2009年所有的应届毕业生是834万人，但报考高考的应届考生最后是750万人，也就是说，84万应届生放弃了高考。由于报考总人数只是下降30万人，这意味着那些往届生（例如复读生或者社会生）减缓了“84万消失考生”的冲击，对这些往届生而言，高考还是有吸引力的。

事情迅速又起了新变化。2009年以后应届生大致稳定：一个是实际的应届毕业生保持在800万以上，例如2010年是803万，应届生放弃高考的人数比过去收敛，参加高考的应届生2010年和2011年都保持在770万附近。但往届生却大规模下降，今年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5%。

2009年主要是应届生大规模弃考导致拐点出现，而2010年、2011年是往届生大规模弃考造成的。至于出生率在其中的影响，虽然有一些，比想象的要微弱得多，绝非主要因素，也许它在未来会越来越发挥作用，但就现在而言，出生率的作用被夸大了。高考人数的下降其实更多地证明了一点：高考的成本收益发生了变化。

高考人数的萎缩，更大程度上是高考作为“人生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还有些人觉得高考生下降是因为“外部分流”，考生们去国外上大学造成“分流”作用，坦率地说，它分流的完全是针对应届考生群体，而且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不到1%。

在1997年以前，参加高考上大学被很多人认为是人生中最划算的投资，在“大学生包分配”的年代，大学生会获得“铁饭碗”，即使在1999年试行“就业双向选择”之时，大学生也因为难得稀缺（录取率只有30%），文凭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信号而较为获得就业优待。由于是“少量教育”，国家会负担主要费用。但随后“扩招”完全更改了上大学的投资收益表。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是反对“大学扩招”，让更多的人上大学是一种进步。但是就像GDP增长一样，它必须要同民众的生产率提高是同步的，这样才会将正面的效果普惠式地扩散到社会。如果GDP远远超过民众生产率的提高，那意味着是靠货币投放引发的投资驱动所致，它表面上很红火，但非常脆弱。

当大学通过高举债来提高供应能力，用扩招和高学费来予以消化，它形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大量文凭的发放会产生教育质量的下降，但学生却要负担高额的学费。10年来中国的大学学费平均增长了10倍以上，这让一些有前途的农村学生不断退出这个市场。例证是较高学费的大校名校里面农村学生比重大幅度下降。其次，这也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结构，大学生过多造成了实际薪资的下降，大学生目前的起薪增幅甚至低于最低工资上调的幅度。

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表示，“也许我们永远不需要担心大学生就业。”他的意思是，大学生（即使没念完）不是就业市场的被动吸纳者，他们本身就是就业岗位的创造者，例如盖茨、乔布斯。但是，他的语境针对的是自由市场。而中国的经济呈现出的特征是“无就业的高速增长”：不断资本密化的国企、重点行业管制的盛行、高税收以及高交易成本……这使得中国的自雇佣人数和创立公司的增速不佳。

所以，高考生源下降不是主要因为所谓“出生率危机”，也不是“外部分流”，而是入大学的投资收益变化。要知道精英教育不仅要服从商业规律，也要服从人口分布规律。如果农村城市各占5成人口，那么潜在的精英天才的比例也是相等的。如果成本收益变化迫使50%的潜在精英退出市场，那么大学选拔方式是需要改革的。高考的本义是同规则下的平等选拔，选拔的比例和名额则根据高校本身的自然增长的供应能力决定。当然，可以通过放开私人办学来刺激体制外供应。进公立的大学，必须参加高考。私立的，则可以自主招生、自主择校，就像南科大的改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