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花一定时间才能显现的。首先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任何通货膨胀最终都是货币现象，所以抑制通胀一定要、最终要抑制货币过度扩张。但是货币对通胀的影响是有滞后因素的。
41岁的王庆风华正茂，接替谢国忠担任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真正做到走出象牙塔，直接参与市场的少数实践型经济学家。如今，他来到《意见中国》，以他独特地眼光解读中国的货币政策、央行动作。
针对前不久央行又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这一动作，王庆表示：上调存准主要是为了收紧市场中的流动性，且对市场有示范性效应，传达了更为明确的紧缩信号。央行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提高了5次准备金率，但加息的动作却非常谨慎，迟迟不施展出来。王庆认为，对加息的谨慎为之是为了防止国际热钱的涌入。但是这种只调“数量型工具”而不调整“价格型”工具的做法会导致信贷市场的供不应求，其结果是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这也说明了“在过去几年以来，每当中国有比较明显的宏观政策收紧的时候，中小企业往往是受的冲击最大的”的现象。
像已故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王庆认为，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只是从货币的增发到物价水平的一般上涨之间有一个“时滞”存在：“比如说我们观察到狭义货币，也就是M1的增长速度跟通胀之间一般来看有六个月，至少六个月的这样一个滞后期。”基于此，王庆判断，未来几个月中国的物价仍然会上涨，但是由于现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王庆仍相信通胀可以被控制住。
助长通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由于人为高价购汇而产生的外汇占款。这一过程同时催生了巨量的外汇储备。王庆指出，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可以绕开单边升值预期的问题，但一次性升值仍然是一步险棋，它的副作用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三思而为之。
对于美联储牺牲他国经济，而只求美国经济复苏的行为，王庆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各国都是只顾保全自己的。重要的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金融协调机制。
通胀对居民收入造成了极大的侵蚀。针对居民收入倍增问题，王庆建议了两点：加快城市化建设和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但他对后者的效果并不是很满意。
作为一个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自己和学院派最大的区别就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研究过去的历史，总结出规律；而他的任务则是帮助投资者去准确的预测未来的市场走向。
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央行最近又上调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是上调了50个基点，达到了20.5%的历史高位。您认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抑制通胀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对降温的作用又有多大呢？
王庆：实际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一个货币控制政策工具，至少在我们当前这种情况下，可以起到这么三点作用：一点就是它直接冻结流动性，这样直接就可以限制、抑制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这是第一；第二，鉴于我们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已经比较高了，这样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必然会对资金市场的利率造成影响。换句话说这种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的工具之间的这种明确的这种界限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实际上无论是提高银行间市场利率，还是公开市场操作，都起到一个效果：冻结流动性，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是在相比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来影响流动性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流动性来讲，提高存款准备金呢，有的它对市场的这种示范效应，也就是说信号效用要明显强。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是比较了公开市场操作与提高存款准备金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知道，在抑制通胀方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就是加息。央行是倾向于提高存准的，而对加息确是非常谨慎为之的，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央行会有这样一种倾向性，这样一种偏好呢？
王庆：实际上，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流动性过剩，比如说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信贷和货币的投放量是很大的，所以从货币收缩来讲，恐怕首要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把这个货币信贷的量，增长速度降下来，从这项来讲，信贷管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它的效果会更明显。相反如果通过提高利率这样一个方法，要通过抑制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甚至消费需求，进一步抑制整体的对货币需求的这样一个间接办法，是比较慢的，恐怕这是一个考量。
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毕竟中国经济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经济已经是相当开放，所以中国经济跟全球经济的这种互动因素必须考虑进去。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去年底以来，世界主要大的中央银行仍然把它们的利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央行是不可能走出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走向的，独立于其他的主要央行，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一系列后果，比如说吸引热钱。
网易财经：关于抑制通胀，不管是在舆论层面，还是监管层面都是呼声很高的，但是我们看到，最近CPI的涨幅确是愈演愈烈，那么您认为本轮紧缩政策对抑制通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本轮通胀的症结又在哪儿呢？
王庆：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花一定时间才能显现的。首先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任何通货膨胀最终都是货币现象，所以抑制通胀一定要、最终要抑制货币过度扩张。但是货币对通胀的影响是有滞后因素的。在中国，比如说我们观察到狭义货币，也就是M1的增长速度跟通胀之间一般来看有六个月，至少六个月的这样一个滞后期。如果我们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对通胀的影响，恐怕至少有六个月，甚至六个月到九个月的这样一个滞后期。所以货币政策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我们现在判断，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的通胀，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这个涨幅，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在现有水平上继续攀升，但是我们反而对中国通胀能够被有效控制的这种前景变得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就是基于对货币政策的一个判断。
网易财经：您刚刚也提到，信贷增量放缓是解决通胀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这是不是仅仅在量上进行考虑，而没有对信贷结构的分布进行考察呢？因为现在有一种这样的说法，认为在准备金率偏高，而利率偏低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很难拿到贷款，这样下去会不会对信贷市场造成一个长期的扭曲呢？
王庆：这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因为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价格性工具和数量性工具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不通过价格性工具作为调整的话，那么数量性工具的使用，就必然给金融机构这样一个自主权来决定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下，这个贷款贷给谁，所以自然就会产生银行可能更愿意贷给自己比较大的客户，以至于忽视了中小企业，或者使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状况就偏紧。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以来，每当中国有比较明显的宏观政策收紧的时候，中小企业往往是受的冲击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