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波恩会议，又一次战术拖延谈判的样本。

　　波恩会议，又一次战术拖延谈判的样本。

　　令人倍感尴尬的是，在波恩会议与德班会议之间的9月份，原本应增开两周的预备会，却缺乏资金支持。一位在现场参会的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照当前形势看来，波恩会议极有可能成为德班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协调会。

　　当下，第1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气候谈判预备会议，6月6日至6月17日在波恩举行。

　　不过，就细枝末节类的争吵喧宾夺主，占据了正式谈判的大部分时间，而对于快速启动基金、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未来、绿色气候基金等决定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问题的讨论，却反而退居到边缘位置。

　　与此同时，根据本报独家获悉的一份非政府组织报告，数据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所作出的减排承诺，要大大高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其中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已经接近美国承诺的两倍。

　　谁的减排？

　　波恩谈判在发达国家的推脱和发展中国家的沮丧之情中继续前行。

　　记者获得的乐施会委托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所做报告提到，在对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后，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已经接近美国承诺的两倍，而发展中国家2020年的减排承诺则超过欧盟承诺3倍，与此同时基础四国的2020年减排承诺总和，超过了七国集团减排承诺总和。

　　该报告显示，到2020年，有60%的减排将是由发展中国家作出的。

　　乐施会气候变化政策负责人戈尔表示：“所有国家都需要对应对气候变化尽力，然而，最应该负责的富裕国家却没有尽到责任。”

　　“对于欧洲各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来说，不能再任由那些化石燃料的游说组织横行了。从中国、印度到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承诺采取更多行动遏制排放量，并开始建设繁荣的低碳经济。欧洲和美国都已经在这方面暴露了被抛在后面的风险。”戈尔表示。

　　尽管发展中国家作出了更多的减排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未来仍然非常模糊。

　　承不承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一二期之间的无缝连接就成为近几年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之一。

　　在现场就谈判进行观察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在向本报发回的电子邮件中认为：“波恩大会的会场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有寿终正寝的威胁。”

　　“从1997年以来，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既没有下降也没有减缓增长，而是快速增加，其幅度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外，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杨富强认为，即使京都议定书有许多好的实施经验和方法，美国也常常拒之千里之外。美国是京都议定书坚定的反对派。

　　与此同时，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杨富强认为，加拿大政府不仅没有制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反而降低了减排目标，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

　　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在两年前，就隐隐约约地表明京都议定书没有第二承诺期。杨富强表示，在波恩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成员一改以往闪烁其词的回答，而是重复申明，日本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

　　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灾难事故之后，加快了对京都议定书的抛弃，背后原因耐人寻味。杨富强表示，日本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坚定反对派。

　　俄罗斯政府代表团则一直认为俄罗斯应当从附件一国家的名单中除去，在谈判会议中不时设置障碍，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责任。杨富强表示，俄罗斯尽管在各种场合不是很积极地带头公开反对，但是立场非常明确。俄罗斯也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坚定反对派。

　　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等国家也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

　　而欧盟在此问题上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仍然维持20%的低目标，尽管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表现中立，但是20%的减排目标，是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背后插上了温柔一刀。杨富强表示，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是中间派。

　　然而要指出的是，京都议定书和一二期之间的无缝连接如果不能保证，将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形式和未来都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据外媒报道，已经有联合国官员在会上透露，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第二承诺期的续签工作将无法按期完成，可能会推迟至2014年或2015年；倘若此事成真，CDM的存在形式将出现巨大变化。

　　资助资金无影无踪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上，发达国家同意在2010到2012年期间，投入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年的资金支持。

　　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上，各协议方则同意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并在组织架构上取得某些共识。

　　然而两年已过，除了在会议上浪费大量资金之外，更无进一步成果。

　　玻利维亚代表团在波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我们不能再用这些天来讨论议程了。我们在曼谷花了一周时间就是在讨论议程，这个议程最后花了600万美元，这就是那次会议的花费，我们不希望在波恩出现这样的事情。”

　　“发展中国家非常失望，我们需要知道现在快速启动资金的状态是什么。” 玻利维亚谈判代表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和正式的报告。而我们现在只能引用非官方报告，在非官方报告中显示，现在的快速启动资金中，没有新的资金，大部分资金都是对已有项目作出的资助，只不过现在换了名字，改叫快速启动资金。”

　　但是，“那真正的新资金，并没有到发展中国家来。” 玻利维亚谈判代表表示，如果到现在为止连之前所说的300亿美元援助都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不能相信，到2020年会出现1000亿美元/年的资金支持。”

　　在2011年5月31日截止日，UNFCCC收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挪威、瑞士和美国的报告。

　　此次在波恩会议上，“这些国家代表团的发言人基本上都是代表团的主要官员，足见发达国家对这次报告会的重视。”杨富强表示，“报告会主持人给每人发言的时间很短，并要求发言人根据三项主要快速启动资金的判据进行发言。这三项判据是：资金来源，新的额外的公共财政资金，平衡的资金分配（减缓、适应、能力建设、REDD+）。”

　　其中，根据杨富强的整理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政府在2010年6月宣布其快速启动资金为5.99亿美元。到2011年6月底，澳大利亚政府已落实4.98亿美元，约占快速启动资金的83%。其中2.01亿美元，约占快速启动资金的三分之一，已经拨出。在澳大利亚提供的新的资金流向中，52%用于适应，48%用于减缓。减缓资金中的一半支持REDD+，占总资金的24%。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是资助的重点。

　　加拿大政府则筹集了新的额外的4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加上原有的0.41亿美元气候变化资金，总共有4.4亿美元资金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快速启动资金，2010年提供23.4亿欧元（约合33.93亿美元），2010年至2012年总共提供72亿欧元（约合104.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欧盟除了快速启动资金以外，还准备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在欧盟国家以外地区的气候变化行动。欧洲投资银行（EIB）提供各种融资并撬动私人部门的投资。

　　日本政府在2009年12月宣布2010到2012年的快速启动资金约15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来自公共财政支持。

　　美国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决议与发达国家一起，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2010到2012年）。美国在2010年财政年度有17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其中包括13亿美元的国会预算援助资金和4亿美元的发展融资和出口信贷。

　　直接的气候援助资金，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财政部和外交部拨付，从2009财年的3.16亿美元增加到2010财年的10亿美元。这些部门的适应援助资金从2009财年的0.24亿美元增加到2010财年的2.44亿美元。

　　美国政府表示，在2010至2012年期间，将继续就快速启动资金向大会秘书处提交报告。

　　不过在美国的报告中，没有2010至2012年期间的快速启动资金的数量来源，以及2010财年的资金平衡分配情况。

　　从发达国家的快速启动资金报告中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小的发达国家报告较清晰，内容也比较详细。杨富强认为，大的国家和联盟，例如日本、欧盟、美国，他们的报告质量相对较低，内容不详细，可比性较差。

　　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形式对发达国家的快速启动资金以及长期的资金用各方同意的判据进行检查、复审和核实。杨富强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制订不出一整套完整有效的办法，发达国家开空头支票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双方的减排目标与措施、资金支持的来源和流向，都应该互相MRV，使减排措施和适应能力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杨富强表示。新华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