霎那之间，长江流域由极度干旱变成洪水泛滥。

“旱涝急转”正在验证一个警示：长江流域灾害发生的次数在增多、频率在加快。而随着近年枯水期上游江水来量的锐减，对“长江黄河化”的担忧逐渐上升。

“事实上，由于千百年来人为因素的改变，长江早已失去其本来的容貌，至少在生态上具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可能。”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位专家不无忧虑地说。

6300公里的长度、世界第三大河流、18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流经北纬30度温带湿润之地———这些丰厚的天然条件，足以让这条江河在人类踏足之后孕育出一个伟大的农耕文明。

而如今，它正在失去泽被万物的功能。长江发生了什么？

灾害常态化？

6月16日，中央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将有暴雨。而根据未来72小时的降雨图，暴雨区将逐步从四川盆地扩至三峡库区和洞庭湖区。

稍有经验的长江水利专家即知，这种锋面降水的路径，正是流域性洪水的一个危险征兆。而此前不到两周的时间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已经被迟到的东亚季风洗礼成一片泽国。

家住武汉水果湖的陈晓韬完全没有料到，今年的旱涝急转会如此疾速。6月14日那天，不到24小时里，武汉上空倾泻了6个东湖的水量，这座城市被迫连发7道暴雨警报。而在不久之前，关于长江大旱的报道还在继续席卷各大媒体的封面。

“今年旱情最严重的时候，公司老板就颇有经验地让我们做好工程防汛准备，但没想到雨季会来得这么凶猛。”陈晓韬说。

对于今年旱涝并存乃至旱涝急转这一现象，记者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位专家那里获得的解释是：“长江流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历来是洪涝和干旱多发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长江流域的季风特点决定了该区域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洪涝灾害的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呈增加趋势。1900~2000年长江流域一共发生了27次洪水、9次旱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后长江流域旱灾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

“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得不到控制的情景下，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正在呈现‘南旱北涝’的趋势。”该研究报告明确指出，长江源区和下游正呈干旱化趋势，长江流域北部和东南部的旱灾将加剧；而与此同时，长江流域遭遇极端强降水事件的面积也将会扩大，在长江流域西南、东北与南部地区，50年一遇的洪水将成为不足25年一遇。

在长江岸边世代居住的人们，都会以1954、1981、1998这样的大洪水作为年代记事，而在今后，大旱年或大旱大涝之年或将成为新一代人的时代记忆。

在灾害频发的背后，长江水系正在逐步丧失泽被万物的功能。今年的旱灾中，长江流域的各大湖泊干涸见底，干流水位长期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这既引发舆论对修建在长江之上各大工程的质疑，也引起了对“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的担忧。

拟人化的长江，工具化的“治水”

千百年来，依靠长江之水繁衍生息的人们，非常自然地将其称之为“母亲河”；即便是洪泛到来、吞噬田地之时，也被称作“母亲的威怒”。

长江文明源远流长。从南朝到南宋，随着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历次南迁，长江水系便开始供养着中华文明最主干、最闪耀的部分。

“对于长江而言，防洪的说法其实本不存在，水满自溢，古代的云梦泽、现在的洞庭、鄱阳等大湖都是其自然分洪形成的湖泊。但随着人迁

居江边、与水争地，才有了‘防洪’之需。”一位湖北基层水利部门官员对记者表示。

隋代以前，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人口尚不密集，两岸自然的分洪蓄水之地较多，虽洪水泛滥而社会损失有限；但自唐以下，这一地区人口日密，经济发展，洲滩筑堤围垦渐多，水灾也日趋严重。

由于人口的密集和财产增加，水旱灾害损失也逐渐增大。据统计，自唐至清近1300年间，长江水灾共223次。长江水灾愈到近期愈多，灾情也愈严重：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时期平均五六年一次，明、清时期则平均4年一次。

水患日重之因，是自古以来洪水休憩之地变成了人类耕织的家园。因此，并非洪水侵占了人类的家园，而是人类侵占了长江的栖息之地。尽管如此，人类仍旧选择以“治水”的方式来扼制“母亲的威怒”。

在生产粮食、繁衍人口的需求下，治水与防洪成了长江流域沿线一年一度的头号重任。这些破坏自由流淌河流的方式，跳脱而为“治水”学问。

可曾听听长江的诉求？

无论文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长江仅有单向“被利用”的命运。

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的逻辑下，全民大兴水利工程建设，围湖造田与荆江分洪工程这样看似矛盾的人工改造同步进行，长江沿岸及其流域水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人为改变。

在工业化和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对电力的需求、以及后来对“电力结构调整”的需求让这条河流被迫“塑形”。此时，工业化给予人类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得人们能够提出更具影响性的工程设想。

在川江和荆江接壤处的咽喉上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方案，引起了现代几任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兴趣，因为这个工程不仅有防洪功能（可使历来防洪最为艰险的荆江段卸下包袱），而且有引人瞩目的发电效益和物流效益。“高峡出平湖”的壮伟，无疑是领袖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宏伟蓝图。

“搞经济建设，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在此政策激励下，三峡工程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大型水利工程纷纷立项、建设，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能源发展及利益格局就此形成并逐渐巩固。

“当各项工程开始运作之时，令决策者始料未及的情况是，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和气候正在快速发生改变，这引发中下游流域新的担忧：对水资源的担忧。”湖北省环境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这主要包括水量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

在沿岸各省区纷纷出台“跨越式发展”战略之下，因水资源危机而引发的“抢水大战”早已屡见不鲜，而江西和湖南则先后提出要在鄱阳湖口和洞庭湖口兴建“控湖工程”的计划。

“事实上，长江本身的需求一直被挤压在末位的地方，甚至各种措施正是在压制其本身的需求。比如对通江湖泊及其他洪泛地区的侵占、对河道及江水流向的人为控制，甚至对长江干道的层层封堵计划。”上述世界自然基金会专家说。

同时，在以各种人类利益诉求为主的决策机制下，其他物种的利益几乎被边缘化，如长江水生物、中下游湿地生态环境等等。如今，人类的破坏甚至已致使水生态部分丧失恢复功能。

即便是在人类社会内部，因参与长江资源的“瓜分”而导致的利益失衡现象亦屡屡出现。因水而酿成的“邻间之壑”，往往比长江之躯更难逾越。

从古至今，我们在因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而对这条河流无限索取的时候，可曾听听长江本身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