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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14432724938591，46323，美国东部时间6月16日上午9点32分，在纽约第六大道和42街交汇点的一栋大楼上，一块26英尺长的显示屏上正闪动着这两个数字。这个屏幕是美国的“国家债务钟”，前一个数字是美国的国债总额，后一个数字是每个美国公民平均所承担的负债额。
    5月16日，这一数字已经突破了美国国债法定上限14.29万亿美元。美国国家信用陷入“危机”状态，政府与国会启动了关于提高负债上限额度，保存美国“体面”的议题讨论。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进展十分缓慢，“国家债务钟”上的数字仍在以每天近470万美元的幅度不断变化着。
“首付”一万亿美元
    6月14日，美国政府与国会议员在国会大厦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了又一轮的谈判。这已经是他们自5月5日展开接触以来的第7次见面。美国政府方面由美国副总统约翰·拜登领队，美国财长盖特纳、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雅各布·卢，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吉斯·斯柏林等美国政府金融高官都参与了谈判。国会方面则派出了由2名共和党人4名民主党人组成的参众两院6人小组。他们分别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埃里克·康托尔，共和党参议院二号人物乔恩·凯尔，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井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思·鲍卡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三号人物吉姆·克莱伯恩，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克里斯·范霍伦。
    第7轮谈判共持续了三天，是目前所有会晤中历时最长的一次。在这次谈判中府院双方一开始就将焦点直接集中在了提高国债上限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削减美国在社保、医保方面的支出，同时增加税收上。立法者坚持以政府的减赤数目来换取等额的国债提高幅度，也就是说政府减少多少赤字国会就同意提高多少额度的国债。
    “这次会晤几乎集中了美国金融领域中所有的权威人士，加之由具备39年参议院供职经验的拜登主持，如果还不能解决两党关于提高国债上限的分歧，那么史无前例的债务违约灾难将击垮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说，“据我预计，这些有能力的人并不希望这一创造历史的事情发生在自己手里。”
    约翰逊的期待果然没有落空。17日，当本轮谈判进入最后一天，拜登给出了这一额度的初值。“我很有信心我们即将达成一个稳超1万亿美元的财赤削减幅度。”拜登在会后接受采访时挥着手，面带笑意地告诉媒体。在拜登的计划中，削减农业补贴，要求联邦雇员增加缴纳的养老金，出售多余的联邦资产，减少国防部开支等都被作为了1万亿美元减赤目标的来源。
    面对政府作出的1万亿美元的让步，国会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满足。因为这一数额还未达到奥巴马在2011年财政预算中许诺的在未来十年削减约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承诺。
    与此同时，1万亿美元的减持幅度所换来的1万亿美元债务额度的提高，也只能将美国国债的违约日期拖延至2012年2月，并不能达到共和党人要求将债务违约至少延后到2012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的最低目标。在4万亿美元的大目标下，1万亿美元的妥协只不过是美国政府许给国会减赤计划的“首付款”。
    更高额的“尾款”似乎需要由更高层的会晤来推动。
“高尔夫”社交
    6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邀请共和党领导人约翰·博纳一起打高尔夫球。球赛将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家高尔夫球场举行，随行的人员有目前正负责谈判的副总统拜登和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约翰·卡西奇。作为前任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卡西奇也是一位联邦预算方面的专家。“面对这样的阵容，他们讨论的范围很难只局限在18个洞之内。”《纽约时报》认为。
    6月15日，奥巴马在接受电视台采访谈及这场球赛时坦率表示：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我和约翰可以讨论一些对美国人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据《纽约时报》分析，奥巴马所说的对美国人民非常重要的事情最有可能的就是增税问题。在14日的谈判中，国会6人小组的两位共和党成员康托尔和凯尔均对增税问题表现出了坚决的拒绝态度。“在政府已经将减少一万亿美元开支作为妥协的前提下，如果共和党不支持增税，这种仅仅只依靠节流，没有开源的方法很难完成4万亿美元的最终减赤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大选当前，面对增税这一会对选民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共和党人不到关键时刻并不会轻易做出表态。”
变相QE3
    6月14日，在官方谈判之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奥巴马在同一天对美国的债务违约提出了警告：“美国政府如果拖欠债务，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并损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伯南克说。奥巴马的警告则更为严厉，他表示：“如果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我们将很有可能看到金融危机的再一次重演。”
    与奥巴马和伯南克的警告相比，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美国债务违约的后果描述则更为“耸听”。在写给共和党参议院迈克尔·班尼特的信中，盖特纳表示，如果不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美国一旦面临债务违约，维持军队、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等组织运转的费用都将遭遇支付困境，美国将有可能进入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经济也将陷入难以想象的恶性循环——债务违约造成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增加，借贷成本增加推高美国基准利率，基准利率所决定的多种信贷产品，例如房屋抵押贷款、车贷、商业借贷以及市政债券的利率都将被推高，高利率又会造成美国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口增加，使尚处于复苏阶段的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盖特纳在信中写道。而与美元紧密相连的全球金融体系，与美国经济紧密相连的世界经济也必将受其牵连。
    也许正是出于对美国国债“大而不能倒”的信心，在债券市场上，2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仍然维持在0.43%左右，这也与正饱受国债违约风波的希腊2年期国债25.58%的利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空虚，治疗国库空虚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发货币，无论是以印刷现金的形式还是以增发债券的形式，都会在市场上新增更大规模流动性。”陈凤英说，“美联储的QE2虽然要在6月底到期，但是随着美国提高债务上限，一种变相的QE3或许会将美国的危机再次转嫁于世界——即全球通胀。”
    6月16日在劝说国会议员提高债务上限时，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雅各布·卢曾表示：“我们认为，不拖欠债务是唯一值得提倡的负责任之举。”然而这种值得提倡的负责任其实只能起到暂时安抚投资者的作用。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如何能解决好其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也许才是更正确解决问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