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京都议定书》第一和第二承诺期能否衔接不留任何空当，成为判断德班会议是否成功的核心指标。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能否衔接，不留任何空当，成为判断德班会议是否成功的核心指标。

　　与此同时，“2013年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还是零，”乐施会国际气候变化政策顾问Tim Gore在昨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在德班会议上，最有希望和可能的一种资金来源方式是来自于航运业。”

　　面临尴尬断档威胁

　　Tim Gore认为，当下亟须厘清的问题是，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德班。

　　各国政府需要考虑，是要一个“低的雄心”仅仅执行坎昆协议的技术部分，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德班”，Tim Gore表示，当然对于各国而言，现在考虑这种“高的雄心”，即确实减排，增加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融资，挽救《京都议定书》，而且维护一个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这些都还是有可能的。

　　在参加了2011年联合国第二轮气候变化谈判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也表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焦点问题。

　　发展中国家认为，第二承诺期是确保德班会议取得成功的核心，苏伟表示。

　　“坎昆会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确保在《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之间相互衔接，不留有任何空当。”苏伟表示，从政治上解读，这意味着要有第二承诺期。

　　日本等国明确提出不会接受第二承诺期，根本上是要改变现有的《公约》和《议定书》确立的法律框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企图建立全新的框架、全新的原则。苏伟表示，这一立场在谈判中受到发展中国家一致反对。

　　苏伟表示，欧盟表示愿意考虑第二承诺期，但有附加条件。

　　“77国集团＋中国”与欧盟在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都进行了磋商，希望欧盟明确坚持第二承诺期，推进“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进程，确保德班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苏伟表示。

　　虽然欧盟要求美国和发展中大国参加减排框架的基本立场目前未变，但维持第二承诺期、维持国际碳市场机制，符合欧盟自身利益。苏伟认为，“希望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谈判进程。欧盟能否在政治上迈出这一步，还有待观察。”

　　此前在波恩“跟会”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欧盟在此关键时刻，不是勇于担当气候谈判中的“领导者”去扭转局面，而是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提出一个新的协议，要求所有主要“排放国”都必须参加。

　　杨富强表示：“主要排放国家显然包括美国和基础四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条件明显地不能被接受。”

　　美国在今年的曼谷会议上明确地表示，美国不会支持自上而下承担减排目标的国际条约，以及对未完成减排任务后果的相关规定。杨富强表示，基础四国和其他排放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坚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不会参加这类条件的讨论。

　　美国和基础四国的态度明显地表明，新的协议“此路不通”。杨富强认为，几乎肯定地说，发达国家坚持在《京都议定书》中不承诺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

　　在双轨制的谈判中，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小组中，发展中国家要求有《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杨富强表示，而发达国家设置了新的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试图将《京都议定书》的一些讨论结果转变成长期合作行动（LCA）小组的讨论内容，合二为一。

　　因而，在《京都议定书》谈判小组中，有关第二承诺期的分歧，不但没有弥合，反而逐渐扩大。杨富强认为，离明年第一承诺期截止日期（2012年12月31日），只剩18个月的时间了。

　　Tim Gore则对本报表示，这中间所产生的间隙是“技术性”的。这其中真正的重点是，是否这些国家会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行事。

　　“当从技术上说是无法继续进行对于第二承诺期的授权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到的是，那些国家是否恪守对于第二承诺期的承诺，是否在实际中也是按照上述承诺来行事，这是真正的考验，”Tim Gore表示，“我想有可能在德班会议上，最终的结果是欧盟国家表示按照第二承诺期的承诺行事，而法律上的正式文件则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杨富强则认为，第二承诺期正处于“休克”状态，谈判如果仍然停滞不前的话，第二承诺期既没有实质的活动能力，又没有宣布不存在，这就进入了一种比较长期的“植物人”的状态。

　　难为无米之炊

　　即便到了波恩会议终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秘书处也没有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南非德班第17届大会前增加一次谈判预备会。

　　这种捉襟见肘也同样体现在建立绿色气候基金的问题上。

　　“在波恩会议上，美国在所有关于资金的讨论上都设置了障碍。”Tim Gore告诉本报记者，“主要原因是在资金问题上美国谈判方无法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

　　苏伟希望，德班会议在长期资金问题上应有实质进展。

　　就目前现状看，2013年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还是零，德班会议应该在2013年至2020年的资金落实方面找到解决办法。

　　苏伟表示：“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其在哥本哈根会议和坎昆会议上所作的承诺，但目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资金的政治意愿还不够。”

　　同时，去年年底坎昆会议在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等问题上做出了一些机制上的安排，例如设立绿色气候基金，成立过渡委员会讨论研究绿色气候基金的设计和管理、运行模式，任务是向德班会议提交具体的设计方案。

　　苏伟表示：“中方希望德班会议能把坎昆会议作出的机制安排落到实处。”

　　“在德班会议上，发达国家要将其中期资金（2013~2020）的计划提供大会讨论。”杨富强表示，“从目前的时间来看，绿色气候基金的法律地位、组织架构、资金来源和分配指导方法等，尚无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并取得共识。”

　　在哥本哈根会议和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在2010年至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快速启动资金，承诺到2020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相关援助资金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但远没有落实，苏伟表示。

　　“发达国家列举的快速启动资金真正符合标准的很少，大部分是现有发展援助资金的重新包装，发展中国家则要求新的、额外的公共资金。”苏伟认为，关于长期资金，发达国家强调多种渠道共同筹集，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创新资金来源，引入市场机制，征收国际碳税、航空航海税。

　　“这意味着提供资金的义务部分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苏伟表示。

　　“在快速启动资金问题上，今年欧元区的葡萄牙就遇到了困难。”Tim Gore对记者表示，“由于欧元区国内债务危机问题，葡萄牙今年就无法筹集足够资金。因此今年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是从行业，例如航运业来筹集资金。”

　　“这是极有可能的，我们从航空税方面吸取了经验：欧盟当时觉得无法达成一个全球的衡量方式，所以采取了单边行动方式，这令发展中国家意识到，最公平的方式，是一个全球共同的衡量标准。”Tim Gore表示，“由此，在航运税方面，首先就会设计补偿发展中国家因实施该税所受到的损失，同时这将产生100亿~150亿美元，并以此来进行对于气候变化资金的融资。”

　　要看到的是，在未来的半年中，各国尚有协商的空间。

　　7月份将在德国举行环境部长级的会议，Tim Gore表示，在9月份，则有一次关于融资方面讨论的会议。

　　杨富强表示，南非代表团在波恩会议上，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一系列非正式的磋商，讨论德班会议的期望重点。南非代表团认为，在三个层次上与利益相关者、谈判代表团和专家开展磋商。磋商会议计划每月召开一次。

　　6月份会议集中讨论减缓、MRV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7月份将讨论减缓的一揽子计划；8月份会议集中在资金支持议题上；9月份会议处理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10月份讨论政治细则问题；11月重点是共同愿景和法律选择方案。杨富强表示，在9月份由墨西哥组织的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希望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德班会议谈判发挥关键的和领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