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之城。”进入遵义，这个大标牌横于空中。

它的来历要追溯至子尹路东侧87号的遵义会议旧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被一次次反复引述的传奇。1935年1月于此召开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陷于绝境之中的红军。

自从1955年开辟为纪念馆之后，一年四季，来此的人们川流不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各地涌来的人群，将地板磨出了坑，还踏断了木制的楼梯。如今，它不再轻易敞开大门，游客们只能眺望它的外观。

这栋两层楼的公馆常常勾起柏思敬的回忆。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1941年，两岁的柏思敬进入这栋楼，此后随着整个家族的起落，流离辗转。

72岁的他，现在平静地在遵义安度晚年，这个红色的城市，和平、喧闹，充满活力，正朝着繁荣奔去，没有战争、流离和鲜血。

纪念馆风云录

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每二三年都要维修一次。这与柏思敬幼年的记忆有很大不同。路面大为拓宽，而原来房屋之间的街道，仅容一辆卡车的宽度。现在人们蜂拥留影的大院，过去则是田地，种着蔬菜和各地购来的奇花异草。

柏思敬1941年来到柏家。抗战爆发，生父王志森带着国军部队和家眷从北京撤退至遵义，因妻子染病身亡，王志森便将两岁的儿子过继给柏家大儿子柏裕章。而父子再次见面，要等到47年之后。

柏家是遵义城有名的家庭。长者名柏杰生，以做酱油起家，经营招牌为“柏天顺”的酱园。柏杰生膝下7子2女。长子柏裕章从小跟父亲经商，长大后，专心实业，在遵义常领风气之先。1924年，他从上海购回电影设备，办了当地第一家影院，轰动全城。

柏杰生的另六个儿子先后从戎，参加了国军。排行第二的帕辉章声名显赫，曾在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任师长，驻守遵义。这幢公馆便是柏裕章和柏辉章共同修建，他们分居一楼和二楼。

红军也来过这里。

经湘水一战，中央红军从8万人锐减至3万。1935年1月一个下雨的夜晚，这个疲惫不堪的队伍，攻占遵义。它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

虽然遵义素有黔北粮仓之称，但历经变迁，当时已灾难重重。遵义地质环境脆弱，是灾害易发区。

政治、经济、民生的裂缝在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

红军到来后，在全城刷上红色标语，分发土豪劣绅的财物、大米和土地。

这个队伍在遵义呆了12天，以后在漫长的长征途中，再没有一处停留如此之久。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开了三天天夜的会——在历史上被称为“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坚定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决心。这个会议在柏家公馆召开。他们都逃到了乡下。

雕塑前的沉思

纪念馆新建的陈列室入口，有一组大型的黄铜雕塑，重现了当年会议的情景。

雕塑中央是面容清矍的40岁左右的毛泽东，灯光照在这位未来共和国领袖身上，他手指夹着烟，神色凝重地望着远方。他的身后，是红军最高层精英们。最右边一片阴影之中，是在即将黯然退场的博古。左边靠窗而立的，是被斯诺形容为“像黑豹一样优雅”的中共安全局局长邓发。

这场会议如此重要，以至在纪念馆附近邓小平的旧居，还陈列有关于他当年曾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会的考证。

多年以后，柏裕章被纪念馆筹备组请来，帮助恢复公馆最初的陈设。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出奇用兵，突破了包围圈。而在贵州境内的国民党的追兵之中，就有柏章辉率领的队伍。这是他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与共产党交手。

遵义战役之后，王家烈失势，蒋介石收编其余部，柏章辉被任命为25军102师师长。不久，102师调上海，参加抗战。

“抗战爆发后，遵义城突然热闹起来。”柏思敬说。

云贵高原像风一样起伏涌动的山脊和密林，是安全的腹地。遵义成为抗战内迁城市之一。

据《遵义市志》记载，因内迁人口剧增，乡坤富室相继投资于酒精、面粉、锰矿、丝织、纸张和发电，形成了遵义最早的近代工业。

之前遵义几乎没有工业，唯一的丝织业，随鸦片战争后的洋纱洋布流入而衰落，更兼清末种植鸦片之利厚于养织，种罂粟者日多。

内迁给这个封闭的县城带来开明之气。精明的柏裕章从外地购置20余台压面机运回遵义，开设大丰机面厂，这是遵义第一家机制面厂、雇工数十人，规模为当时遵义少有。此外，他还购置设备开办顺天纸厂，因质地优良，除满足遵义消费外，还销往贵阳等地，

这一时期，柏裕章还拿出自家上百亩田地，兴办了两所小学，一所中学。当时物价太高，学校给老师发米代替工资，由老师自己用米去换钱。

在后方短暂的安宁里，柏辉章带领102师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在这些战场中，他被炸弹震聋一只耳朵。而同属102师的柏辉章的胞弟在运送弹药赴前线时阵亡开封。他在1988年被政府追认为烈士。

抗战期间，排行第六的柏明章，从中央军校毕业赴云南上任的路上，死于土匪的枪下。

1945年抗战胜利，内迁的工厂、学校、人口陆续回流。县城产品滞销，企业停产。这时，让人担心的内战也开始了。

柏家会馆的败落

在柏氏家族，柏辉章颇具悲剧色彩。他的案件至今是个谜。

内战爆发后，身为国军的柏辉章无心内战，将家眷接于上海。1949年6月他回到贵州。

解放前夜，同为贵州人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来到柏家会馆，与柏辉章谈了一夜。何应钦在天亮前离开，柏辉章没有随他去台湾。柏敬思记得，当夜大院里树上挂的灯罕见地照了一夜。

柏章辉在1949年11月出任国民党黔北绥靖区副司令，当年12月24日在遵义率贵州第二绥靖区部队起义。在解放之初，因为山区土匪猖獗，他被安排到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

但到了1952年，他却因“组织‘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会’”的罪名被逮捕随之被处决。由于当初草草掩埋，柏家再也找不到他的坟。

社会主义改变了柏家的命运。

柏裕章陆续移交了他的产业，。柏裕章及七个儿子的家眷，被下放到农村，住在一个废弃寺庙的大殿。

柏家会馆一度由遵义市公安局接管。1952年，在中央指导下，遵义开始筹备“遵义会议纪念馆”， 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第一任馆长是彭德怀的秘书。这期间， 柏裕章一个月有十来天要被请去，协助它还原历史。

1961年，柏病逝于乡下。他的女儿，与当地一个农户的儿子结婚，生了三个儿子，现在没有离开那里。

柏思敬在16岁那年辍学，到县城闯荡。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工人，在火柴厂做火柴，最后的工作是在遵义百货大楼，卖布匹和化妆品，后升到业务经理。

这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晰的混乱时光。

两种道路的对决

1998年，柏思敬与生父王志森在香港相见。

这时柏敬思已经是个退休的老人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还担任过三届遵义市政协委员。而王志森已近八十岁。他在去往台湾的路上，遇到逃难的一对姐妹。后来，与其中的姐姐在台湾结婚安家。

父子相处了十五天，聊起往事。

他们聊到遵义。

经过建国六十年的改造，遵义全然变了模样。高楼林立，商铺如云。现在遵义的两城区只有60万人口，政府的规划目标是2010年人口达到100万。远期要达到200万。

他们当然也聊到过去。

柏思敬印象很深的是，生父提到，他的部队曾与李先念的部队隔一条黄河。他们都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国民党失去了民心。

清末以来，中国已有建立现代中国的公共意志，在重建中国的道路上，蒋介石建立了上层结构，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重建村落单位，重建了一个下层结构。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这两大运动彼此完全相反，但就技术层面，必须在时间上重叠，前者不能吸纳后者时，就被后者所取代，这是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蒋的系统仓促建于残余的旧社会之上，失败不可避免。

而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使毛泽东的中国农村路线得以贯彻，它使共产党获得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

王志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其间柏敬思陪他回了趟东北老家。柏思敬说，“一切都过去了，柏家的下一代人都过得不错，再不会承受上几代人的伤痛。”

之后某一年，一个认识他的农户，交给柏思敬不知从哪找到的一尊弥勒佛和一个青花瓷花瓶，那是当年会馆的东西。这个花瓶一直摆在柏思敬客厅的电视柜上，沾满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