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988年5月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当时仅限于海淀一隅，可称之为“小中关村”），还是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当时包括一区七园，可称之为“大中关村”），中关村一路走来，所伴随的都是分歧巨大的评价。誉之者称它为“充满活力的高科技产业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批评者则质疑中关村对“创新”一词的理解，怀疑中关村根本没有多少创新可言。

不过在最近几年来，中关村至少不必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了：过去它常常会遇到的嘲笑是，这个号称中国头号高新区、集中了中国最好的科技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园区，却为何没有培育出多少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科技公司？现在的中关村至少可以拿得出联想、百度这样世界知名的公司了。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市的经济体常常被人诟病为“权力经济”，即利用首都和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资源，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央企等的总部，进行权力和资源的灰色配置，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财富动能。据说金融街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代表。有好长一段时间，中关村也被蒙上了一层这样的油彩，它似乎无法脱离行政权力和政策资源而存活。除此之外，还有人指责中关村成为跨国公司的装配基地和人才供应基地，而无法滋育出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

也许是互联网时代救了中关村。它使得首都北京除了“权力经济”特色外，更成为民营科技创业者的聚集地，这使得中关村真正利用了北京的科技和教育资源，从而初步具备了“知识经济”的一些特点。187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毕竟可以用来证明一些什么了，即便它不足够用来证明“创新”的发生。

中关村朝向“知识经济”的演变看来将使得首都经济体得以避免完全浸泡在“计划经济”（央企显然本能具有计划经济的偏好）和“权力经济”的酱缸中，从而展现出“民营经济”和“知识经济”具有生机活力的首都另一面来。可以说这是首都的另一张脸，一张可爱的脸。首都经济体因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任何一个城市谋求经济及社会的发展，都必然善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苛责于北京市的过多利用行政权力资源来获得财富增长——就像我们不能非要把周伯通的双臂绑起来，不让他用九阴真经的功夫“左右互搏”。有些内力是本能地发挥作用，权力经济也是这样。但我们仍应为北京市找到了她除了行政权力之外的另外的核心优势而击节赞叹，那就是人才。

任何一国的首都都会是该国的主要人才集散地，北京更是如此，它集中了中国最多的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专业人才，天然具备发展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倘若北京的这一面得到了充分发挥，它必将成为国家一个新兴经济增长点。因此当中关村将自己的志向投向“科技创新”时，愿意进行体制改革以解放人才的创造力时，我们怎能不予以热情鼓励？

当然，中关村必须摆脱惯性，真正找到“创新”的密钥，尤其是要清晰地认知到政府或行政权力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局限。过去20多年里中关村一直在意的是加大资源（其中包括土地资源）投放的力度，所谓“做加法”；现在也许应该更多关注在制度领域对人的创造性的解放，所谓“做减法”（解除束缚）。

中关村需要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