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石景山的某个地方归中关村管，千万不要感到意外。

在解放前，中关村是一个介于旧朝都城北京与皇家园林颐和园之间不足百户的小村子——中官屯；在解放后最初的30年里，它所指代的是这个国家最密集的科教资源聚集区，只是因为中科院一位工作人员的失误，“中官屯”永远的变成了“中关村”；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里，中关村最能让人们想到“电子一条街”。

如今的中关村，覆盖北京市9个行政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区十园”格局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而根据国务院今年1月批复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基于中关村方面认为的“土地资源比较紧缺”的考虑，中关村正在向国务院申请确定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范围，现有232平方公里内，有的要移出去，但总面积要增加，并且肯定会超过10个分园。

《规划纲要》给中关村确定的目标是，用10年时间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此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也赋予了中关村在科技人员身份转化、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科研投入体制调整等方面更大的自主空间，并希望中关村的先行先试能够对国家整体创新发展的制度和体制的形成和完善提供借鉴。

中关村已经不仅仅海淀区的中关村，也不仅仅是北京市的中关村。

解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演绎中国自主创新的历程，可以从解码中关村开始。

1. 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2009年3月，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其背景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明显提速。

2006年1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创新型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要求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计划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一年之后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创新性国家战略提出和确定的背景，包括了适应全球经济科技转型需求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双重趋势。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的情况则是，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却发现自己不得不依然面对“用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尴尬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从全球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生产过程细分之后，低端环节转移到中国，但高端环节和技术牢牢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尤其是技术模块化以后固化到零部件中，很难得到。”长期研究产业聚集和中关村发展的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说。

始于2008年9月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将中国这种产业困境充分暴露：外部需求萎缩导致产能过剩凸显，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

而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创新的重大契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硅谷、英国剑桥、法国索菲亚、印度班加罗尔等国际知名园区都在采取多项措施吸引各种创新要素，积极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这被认为孕育着新一轮的科技创新高潮。

解码中关村

在此形势之下，2009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的演讲中提出，“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自主创新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支撑。”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如此理解中央选择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而实际上，通过局部试验示范带动全局发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屡试不爽的一条成功经验。

“中关村最重要的特点是智力资源的密集，集中了大量创新的资源和要素。”王缉慈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陆续在中关村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和科教资源，除“文革”时期略有中断外，这种投入持续至今，形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人力资源和科教资源聚集区。根据中关村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关村核心区拥有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32所高等院校、206个国家及北京市科研院所、6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5个国家工程中心或工程技术中心、全国近四成的两院院士。

“中关村有基础、有条件、有义务、有责任扛起自主创新这杆旗。”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他经常听人说，“中关村聚集了那么多资源！”

2. 中关村的基因

“中关村改革开放前就是院所林立、人才济济，为什么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繁荣？”这是中关村最初的三位创业元老之一的纪世瀛30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教授也曾在她曾引起中国人追捧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美国东海岸128号公路地区的高校资源和融资条件较西海岸的硅谷更为优越，然而最终胜出的却是后者。

“关键是体制机制！是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破壳而出引爆了中关村。”纪世瀛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在突破计划经济、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精神这方面，“要远远超过硅谷的作用”。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王汝芳也认为，在中关村范围内，大学、科研院所拥有大量的技术创新成果，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却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如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按原有规定，科技成果收益除了奖励发明者之外，另一部分是上交国库的，“那学校就不一定有积极性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实验室科研人员，为科技成果转化所困扰者不在少数；而推动“产学研”合作亦是历届中关村主政者案头课题之一。

中关村最早的创业者陈春先，冒着巨大风险“下海”创业的一个最朴素愿望便是，让技术能为生产服务，他个人甚至宁愿为此不要报酬。

另一位中关村创业元老陈庆振（其创办的科海公司，日后成为中关村最风光的“两通两海”之一）则回忆说，促使其“下海”的原因是，他在中科院物理所负责科研计划和科研档案时发现，“中科院的绝大多数科研成果整天都在档案室里睡大觉，没有被生产所利用，造成极大的浪费”。他为此还于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追问转化科技成果为什么那么难？

纵然是这样不从追求个人利益的“出走”，他们亦首先需要跨越横亘在面前的体制壁垒，第一关就是他们所属的“单位”。为创办企业，陈春先与上司交恶；为了从中科院计算所出走，日后的京海公司创办者王洪德留下近乎决绝的声音：“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你们就开除我！”

中关村为这些体制内出走者提供的第一个帮助是，由胡定淮领导的海淀区科委接纳他们的档案。“一个户口、一个档案，那时就是人的生死文件啊！”年过花甲的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说。另一个帮助是，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决定，以知青企业的性质为中关村科技人员创办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这些在当时多少有些不规范甚至明显与政策相悖的自下而上的机制创新，使中关村迅速红火起来。

之后，中关村的每一次大发展也都与机制体制的突破和创新息息相关：从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诞生到我国第一部高新区条例的出台，从第一家无业务主管单位协会的诞生到第一个国家工商总局驻中关村办事处的设立等等。如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亦明确定位为“深化改革先行区”。

在国务院批复的《中关村自主创新

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明确要求中关村，“深化改革和创新，破除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聚集整合国际国内高端创新资源，营造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环境，掀起新一轮的创新创业高潮，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对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理解是，“针对创新创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包括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做强做大等诸多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打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2010年12月31日，中关村自主创新平台成立，由来自19个国家部委和31个北京市属单位的人员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特事特办、跨层级联合审批，落实国务院同意的各项先行先试改革政策。

3. 让失败者回得去

正如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将目光投向科技成果转化，此次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关村亦首先着眼于已有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官方将这一行动统称为“打通政产学研用”。

这是一个涉及科技人员身份转化、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科研投入体制调整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的复杂过程。中关村管委会正在与科技成果转化较多的北大、清华以及中科院共同研究，对想出来做产业，又无法完全不要事业身份的科研人员，采取一些特定的政策，保留身份，到企业创业。

“即使他创业失败了，还有回去的保障。”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告诉记者。

这将涉及更深层次的改革，身份转化在国外已经有很成熟的模式，只是在中国，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因为在社保等方面不一致，导致很多人对身份看得比较重，认为在事业单位总是要比企业稳定。所以，在杨建华看来，如果我国社会保障改革能跟上的话，“对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另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对愿意创业的科技人员，中关村开展了以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入股进行工商登记的试点。在此之前，工商部门不能给诸如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登记，是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一个很大障碍，“政产学研用往往在这个环节就卡住了。”

解码中关村

目前，中关村已经成功登记的这类企业超过40家，而这在其他地区还做不到。

此外，中关村争取了多年的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也初见成效。今年2月，财政部印发通知，下放中关村范围内中央级事业单位的科技成果处置权，一次性处置800万元以下的，由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自主处置。5月4日，财政部再次出台政策，明确中央级事业单位包括科技成果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在内的收益，分段按比例留归单位。其中，价值800万元以下的，扣除奖励资金后，收益100%归单位所有。

最能从根本上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是股权激励试点。该政策允许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对“重要的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股权和分红激励。

这不仅让外地羡慕，也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20多年来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尽管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大多是自筹资金办企业，甚至还曾嘲笑从中科院计算所携带20万资金的联想保守落后，“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还在门里”，但在当时特殊的政策环境下，脱胎于旧体制的这些民营科技企业却无一例外不得不顶着“国有民营”的“红帽子”。

中关村第一家完全民营企业要在1988年国务院批复的“十八条”之后，由从财政部“下海”的年轻人王文京创立。“红帽子”民企中，除联想完成产权改革、获得股权激励外，大多第一代创业者不曾获得相应激励，晚景凄凉者亦不罕见。

但如今迟到的股权激励改革，显然已与他们无关。历史总是不免让人唏嘘。

截至目前，中关村已有350余家单位申请参加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其中，中央单位146家，北京市属单位204家，已批复近50家单位股权激励方案。

4. 打造自主创新产业群

科研经费投入体制亦是中关村致力改革的方向之一。

北京市目前正在征集一些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符合下一代“在全球拥有技术主导权的2至3个产业集群”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以中关村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的科研机构，向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卫生部等提出资助申请。这些项目由北京市按照一定流程确定后，相关部委不再进行评审，而是直接给予企业经费支持。

“这对解决企业多年来很难成为国家科研经费的主体实施者，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杨建华说。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更多还只是在存量创新上着墨。在熟知中关村历史的观察者看来，这种从科技成果前端往后推的模式，过去一直在尝试，却成效不彰。而要“打通政产学研用”，势必要跨越行政系统、打破行政属性——聚集在中关村范围内的高校院所等科技创新资源，不仅分属众多的部委、系统，且还有央属、市属之分。长达15年的中关村工作经历使赵慕兰深知，“凡是要打破行政系统做事，向来都不容易”。

而与破除行政体系壁垒同样重要的是，企业的角色和定位又有什么新的表述呢？

中关村第一家完全民营企业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认为，自主创新是中关村企业的必然要求，“早年中关村那种完全靠买卖电子元器件、电脑产品或者周边设备去盈利的企业，现在已越来越少”，“无论是做硬件的还是做软件服务的，都需要靠创新去生存发展。”

中关村推出了“十百千工程”。即分别培育一批年销售额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的企业。首批“十百千工程”，123家企业入选。

“对这123家企业施行‘一企一策’。”杨建华说，“单独从经费上扶持其实并不多，因为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缺的不是钱，而是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国际化拓展进程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关贸壁垒、国家间政策障碍，有的是需要土地资源的扩充；人才引进、特别是解决高端人才户口，基本是普遍需求。

下一步，中关村管委会准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企业发展的速度，将“十百千工程”增加到300家。

5. 中关村人才特区

吕建光，国智恒电力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第二批入选者。

“评上中关村的高端领军人才后：第一，给个人100万奖金；第二、解决户口；第三、协调子女入学……”在其公司会议室边吃盒饭边讲述被评上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后所享受到的“好处”时，吕建光充满兴奋。

由“海归”与本土高端技术人才创立于2005年8月的国智恒，专业从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产业化应用、电力信息化建设及智能电网关键技术研发。在评委们围绕吕建光的年龄是否偏大、非海归身份、管理者是否算高端领军人才等问题进行了一番激烈争论后，他最终在去年成为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第二批入选者之一。

而实际上，已实施3年的“高聚工程”是中关村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举措之一。

人才与科技创新关系之密切，可从台湾找到清晰的见证：台湾科技产业的勃兴过程与台湾留美人才的阶段性回归呈现出明显的联动关系曲线。近年来，中关村在经历了原始的创业阶段以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越发明显和迫切。

中关村的创业者，大致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呈现出清晰的代际分野。第一代创业者大都是从国有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下海”的科技人员。知名作家凌志军在评价这代人的创业活动时说，这“更多的是一场商业运动，而不是技术创新运动”。

第二代创业者则呈现出海纳百川、英雄不问出处的格局。在计算机汉化、个人电脑的普及中，他们大显身手。

兴起于上世纪末、至今不辍的海外学人归国潮，构成了中关村第三代创业者中最突出的群体。

“他们的回归，不仅带回了资金，也带回了整个硅谷的那套创新机制和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中关村和硅谷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长城战略咨询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

自留学生大规模回潮的1999年至今的10来年间，回归中关村的1.5万余名海外留学创业人才累计创办高新技术企业6000家——中关村现在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只不过2万家。在境外上市的中关村企业，近半数亦由“海归”创办。

“留学生的眼光、经营模式、运作能力，确确实实强于本土企业，哪怕是两三个人起家。”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说，“到现在看，中关村能在国际上说上话的、能跟国际上媲美竞争的，绝大多数是留学生的企业。”

今年3月，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中组部和北京市决定在中关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才特区，以吸引更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聚集。北京市随后于今年5月印发了《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2011-2015年）》，在资金奖励，政策财政扶持，股权激励等人才吸引方面明确提出了10项具体的支持政策。

在吸引人才的诸多优待条件中，吕建光最看重的是与相关领导直接沟通的渠道。“中关村管委会领导会定期召集这些高端领军人才进行沟通，就一些已出台和将要出台的政策、文件、法规，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如果想见中关村乃至北京市领导反映问题，中关村管委会人才处会有专人来安排约见。”

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1＋6”新政出台前，就曾召集这些“高聚工程”入选者座谈，由中关村管委会主要领导主持，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倾听意见。

而人才聚集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挑一个地方吃饭，聊到一个话题，就能迅速聚拢一批狂热的IT人，饭桌都是技术切磋的场所。”开心网广告架构师孙璐说，“有时，下个楼，就能把两个公司的合约给签了。”

“这种氛围是别的地方无法复制的”。杨建华就经常听到，有人离开中关村到外地去做信息产业、做互联网，但“做着做着，就又回来了”。

解码中关村

作为后来的中关村引进个高层次人才之一，吕建光与中关村管委会的接触，最初并不是因“高聚工程”的评选，而是企业融资困难。2005年成立的国智恒，到2009年时，正处于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节点，但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基本花完。在寻求银行贷款无望、几近山穷水尽之时，2010年年初，吕建光求助于中关村管委会。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将中关村的企业定义为创新创业型公司。其最显著的优点是非线性成长——有爆发性增长的机会。比如，百度只用了5年就成为世界级企业，而之前它只是一家租房办公的不起眼的小企业，“这是传统产业无法想象的”，但这类企业的弱点也一目了然：轻资产、风险大。

“作为中小科技公司，他只有几个人和一些知识产权，而银行是低风险业务型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有抵押品。”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王汝芳说，融资困难往往导致创新创业型科技企业挺不过“死亡谷”。

正是基于辖区内企业的融资困境，中关村进行了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各种探索。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这场探索，涵盖了企业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投资补贴等一系列改革。

在资本市场层面，中关村于2006年启动“新三板”，为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提供通过股份转让进行融资的平台。北京银行等14家商业银行则在中关村设立专门为科技企业服务的信贷专营机构和特色支行，提高风险容忍度。北京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关村发展集团，以统筹资源对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的科技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在中关村管委会的协调下，国智恒最终获得5000万元支持，起死回生，还并购了上海的一家企业。这5000万元包扩：中关村发展集团的2000万元委托贷款（其中800万元可获得200万股认股权）、北京市重大项目产业化扶持资金2000万元和北京银行1000万元贷款。

当然，对创新创业型公司而言，银行贷款并非最佳选择，风险投资才是“天使”。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与繁荣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1993年，中关村声名显赫的技术天才王志东从四通老板段永基手里拿到500万资金创办了新浪的前身——四通立方，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个风险投资案例。彼时，风投在中关村还是个陌生的概念。4年后，当王志东从美国引入真正的风投时，其魔力让人目瞪口呆：4年前还只是500万港币资产的四通利方，身价一下暴增至1625万美元！

也是在1993年，熊晓鸽率领美国风险投资商IDG登陆中国，先后投资了搜狐、携程、百度、腾讯、360这些日后大名鼎鼎的公司。

“风险投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熊晓鸽说，“如果没有风险投资、没有纳斯达克，就没有中国第一波互联网公司的今天。”

7. 政府再次入场

中关村则是国内受益于风投最多的区域。据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金融处处长何存介绍，2010年，中关村新增上市企业39家，其中有33家获得过股权投资的支持；近5年来，中关村发生的风险投资案例和金额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获得的创业投资总额占全国创投的47%。仅IDG投资的中关村企业就超过50家，占其在中国投资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风投在中国诞生的同时，缺陷也一并种下。熊晓鸽记得，多年前英国一位资深的投资人曾劝他，不要在中国设立投资基金，因为“没有退出机制”。这不仅导致1999年至2000年间建立的国内投资基金大面积泥足深陷，也使中国风投更倾向于投资即将上市的成熟期公司。

吕建光对这一点感受颇深。国智恒最困难的时刻，也接触过多家风投，“谈过几十家”。风投都认定这个项目很好，只要产业化，前景会很好。“但就是因为你没有产业化，销售额上不去、利润上不去，他就不能给你钱。”吕建光说，“现在我可以这么说，风投95%以上都还是要看你的盈利性。因为他们也不愿冒更多的风险。”

于是，比风险投资更偏好种子期公司的天使投资，成了创新创业型公司期盼的新“天使”。

据熊晓鸽介绍，在硅谷，“天使投资”大部分都是个人在做。但是，创业成功者最适宜成为天使投资人。因为他们“投资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带来资源，解决困难，打开市场，辅导技术”。但遗憾的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因为不曾获得应有的创业回报，缺乏成为天使投资人必需的资金储备。

政府不得不又一次站到台前，由财政出资对投资中关村示范区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投机构给予投资额10%的风险补贴，并与IDG资本等投资机构分别合作设立了12只基金，合作规模累计51亿元。其中，IDG资本所管理的和谐爱奇基金是与中关村合作的基金中规模最大的，达35亿元人民币。

“中关村管委会出台的金融扶持政策，是运用市场化机制，政府遴选一些科技企业、投入资金，随后各种社会资本也会跟进，政府起到撬动资金的作用。”何存说。

8. 挑战与未来

当政府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之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政府资源流动的正确性与公平性？

“政府扶持总会造成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王缉慈说。

独立IT观察人士方兴东认为，“创新，就是要打破旧的，先破后立，所以一定要扶植新的公司、新的人才”。但他看到，政府资源大多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新创企业：企业上市了，政府办个大型庆祝会、奖励很多钱；而新创企业，房租越来越贵、创业门槛越来越高，达到高新技术企业的门槛——那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前提——也越来越难。

据记者所知，现在“千人计划”、“海聚工程”，评上就奖励100万，老一代企业家“有看法”。有过硅谷工作经历的“海聚工程”“千人计划”入选者杨大川博士也承认，重奖“海归”对国内人才多少不公平。他还告诉记者，确实有“个别硅谷回来的朋友，从政府拿了很多钱，最后没做下去就走了”。不过，他认为，不应站在本地人才的角度和“海归”人才比，而应站在国家的角度：与其把人才放在硅谷让美国人利用，不如让他回来让中国人利用。

“从基层对新制度的需求提出来，到最后这个制度被批准实施下来，差别极大，可能80%都被砍掉了。”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深有感触地说。

赵慕兰多年体悟的结论是，要真正在中关村做事，就要研究企业、符合企业的发展规律，“一定得跟企业的发展形成内在的合力”。她认为，前20年，中关村的产业基本都是新兴产业，但都是跟随性的，包括互联网；后20年，国家自主创新大旗一举，跟随性的产业发展满足不了创新型国家发展的目标，一定要有原创。“原创怎么来？这个还在摸索当中。”

听到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消息后，王缉慈只不过跟身边人说了句，“哦，要搞创新示范区了”。“我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她说，“国家搞自主创新战略，我举双手赞成，但我并不认同设立示范区这种做法。”

王缉慈将各类示范区的头衔称之为“区域符号资本”，“有了这些头衔、这些区域符号资本，就可以找上边要政策、就会集中很多资源。这容易导致符号与政绩挂钩、急功近利”。

王缉慈上世纪80年代初就经常骑车到中关村各公司调研。在她看来，科教中心中关村作为创新中心，在1980年代表现还比较明显，但之后便不再突出，反而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科技成果储备枯竭，创新能力下降，反倒是外地园区里的企业在生产制造中进行了很多创新。

中关村从1999年开始形成的今天“一区十园”格局，在王缉慈看来实际上造成了资源分散——而创新本来是要聚集要素资源的。此外，这种格局还造成了管理层级的增多与复杂化。不幸的是，很多地方将“一区多园”作为一种经验学习。

王缉慈认为，作为示范区，国家是希望中关村在体制机制上为各地做示范，但据她到各地调研的经验，“地方上可能比中关村做的更好——反倒是中关村有些‘玩不转’，体制僵化的厉害”。她认为，“各行各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单纯靠中关村做示范，意义不大——毕竟已经不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了。”

而据中关村管委会官员介绍，多到应接不暇的各地到中关村交流、“取经”者中，感叹“中关村不太好学”的，不在少数。

“中关村肯定是很重要的创新基地，但不是唯一的。”王缉慈说，“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么多资源聚集，效果未必一定能达到初衷——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都不是政府一厢情愿打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