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当时的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进行第二批工作人员招聘时，赵慕兰从北京市体改委综合处过去应聘。此前，她跟中关村有过多次接触，并参与了由北京体改委、海淀区政府、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联合制定的以产业制度改革为基础的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我就想，我与其在外边帮着参与制定方案，不如到试验区来实施方案。”
当年10月，赵慕兰开始到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任职。此后，直至2006年从中关村管委会委员一职退休，赵慕兰一直负责中关村的政策研究部门。即便退休，依旧能在中关村的一些重要活动中看到她的身影。
近20年的切身参与，使她对中关村发展战略中的每个细微变化都历历在目。
1. 市场之手
记者：不管中关村做出何种战略决策，都需要建立在对中关村的理解基础之上。中关村从1980年起步时的贫穷状态，发展成今天繁荣而充满活力的经济高地，成功的基因是什么？或者说中关村的灵魂是什么？
赵慕兰：中关村是国家在人力资源和科技投资最大的一个区域：从中科院、北大清华、八大院校，其他还很多啦。这么多资源是建国以来陆陆续续投下来的。这种投入，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体制讲，都是一种储备。但在“文革”前，国家的这种投入和当地经济没有什么关系。在计划体制下，这些科研院所行政隶属都不是北京市的，直接归中央相关部委，和当地经济没多大关系。当地经济是什么呢？海淀是北京郊区，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地，是农业经济。
“文革”结束后，变化首先来源于1978年的科技大会，把“文革”最扭曲的现象颠倒过来，把知识分子归到劳动者队伍，知识分子有种获得重新解放的感觉。同时还伴随着打开国门，有人就了解到国外是怎么回事了。最典型的是陈春先。
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市场经济的引入。市场经济其实最早是从商业流通放开开始，允许摆摊卖菜，允许有人倒腾鸡蛋。对于中关村，摆摊卖东西就演变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说实话，像陈春先这样的科技人员“下海”以后，一方面是在认认真真做科技成果转化；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企业没有国家投资，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他们就看到了市场的一些缝隙：电子元器件，大专院校谁都要，电子计算机进口了，没有零配件，一个元器件损坏了整个机器没法用。这种缝隙他们太了解了。再加上，他们已经采取了企业的方式做事，就开始懂得买和卖。中关村第一个基因——市场的基因——种下了。
中关村的基因是从“电子一条街”建立起来的。这个基因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极为强大的作用，虽然政府在背后使劲地发力——这个发力有时大有时小，但实际的基础是市场基因。
记者：在中关村的历史上，官方第一次提出“自主创新”是在什么时候？
赵慕兰：2005年，请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关村。中关村管委会给总理的汇报稿写出来后，拿给中关村企业家咨询委员会讨论，被一顿批，没有高度、流水账……企业家觉得没有说出中关村的价值。后来经过讨论，提出一个判断：中关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为什么提自主创新呢？这与2004年国家开始把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的一个中心环节有关。之前，我们向中央特别是几次向李岚清汇报，强烈感觉到中关村希望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关村企业来讲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拿到中央，拿到全国，就是个性问题，中央顾不上。那时我们在争取股权激励，争取为风险投资能够顺利退出而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像王选教授说的方正要出多少百万富翁；中央那边案头上是劳资矛盾、城乡差别巨大、职工下岗。但对中关村来讲，这些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人员内在积极性很难调动。2004年之后，中关村的问题成了全国的问题，自主创新在全国叫响了。
中关村的企业没有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也没有“拿市场换技术”。它实际上是把国际上最新的技术拿过来加以改造应用于中国市场。引进也好，消化吸收也好，不管怎么说，他是把最好的技术拿到中国来，按中国的需要去应用，他消化吸收了。这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必须要走的路。也有原始创新，如王选这样的很少，确实不太多。到这个世纪初，有一些参与国际标准的，像大唐的TD-SCDMA，那肯定是原创的。在电脑普及中国时，中关村乃至中国的新兴产业都是跟随性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它基本上是和国外同步的，不管是内容服务还是网络管理层面，都基本同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留学生回来之后，原创性的越来越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说中关村的核心价值在于：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依靠智力资本来走出一条自主创新道路，或者说在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去发展知识经济、新经济——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比中关村和硅谷差在哪，首先要比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哪儿。
2. 政府的角色
记者：1988年，国务院批复在中关村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批复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2009年又批复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每隔10年一个批复，这为中关村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
赵慕兰：你只能从政府行为这个角度去找变化，企业该怎么经营还怎么经营，他们市场导向的实质、基因没有变化。
1988年以前，在中关村起推动作用的是人，中科院是周光召，海淀区是贾春旺。周光召在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动员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三环公司，是他主动谈话让王震西去办的，中科院微生物所的一个公司，也是他到所里边去鼓励人家，而且跟人家说，“你要申请办企业我现在就批”。贾春旺为电子一条街上科技人员的企业按知青企业的性质减免税。他和常务副区长、副书记开碰头会，开完了也不做会议记录——如果做会议记录，万一被追究责任就会很麻烦，开会研究起草决策，也会吵个不停没有结论。因此开
碰头会，三个人商量决定之后，常务副区长去执行。1980年代中关村老一代企业家们都知道，没有他们，就没有电子一条街上的企业。
198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俗称“十八条”，对中关村的推动力量就上升到制度层面。在大的制度层面一直运行到1999年。“十八条”政策很好，真正落实的是“两条半”：一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当时一般企业的税率是55%，在中关村试验区是15%，且“三免三减半”，实实在在的实行，对企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二是税收返还，以1987年企业上交税收为基数，增值部分全部返还给海淀区用于试验区建设。另外一条是设备进口管理。当时市里机电产品进口审批办公室把初审权力下放给试验区办公室，他们只要一见中关村试验区的章就放行，但只实施了5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些政策看着也很好，但只有极少数企业享受到了，或者很多条件不具备，没法做。
到1999年国务院“6·5”批复，最核心的不是制度创新，是“举旗”。“举旗”，也很重要，大旗一举，人们就开始拥在这个旗下干事。变化最大的是北京市政府，由一位副市长专职负责中关村，大规模投入资金进行硬软环境建设。1999年前的将近20年，中关村的硬环境建设一直落后于企业的发展，企业抱怨很多。但是从1999批复之后，大不一样了，13号轨道交通，市政府掏钱；四环路贯通，市政府出钱；改造中关村大街、学院路，也是北京市政府掏钱。
到了2009年批复之后，政府不仅要在制度环境、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上改造，还要直接推动产业发展。从中关村发展集团的成立，你就能发现，在投资上，他实施操盘了，不是象征性的。前几任政府都不直接操盘中关村的产业发展。这是个重大的变化。
3. 破除行政藩篱
记者：与中国众多的科技园区、开发区相比，中关村的管理体制比较特殊，是个权力相对较小的管理机构，这对中关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赵慕兰：历史上，中关村是先有几个园区管委会，再有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大管委，被很多人戏称为“先有儿子再有老子”。管理上到底是以市为主还是以区为主？发展这么多年，市区之间反复博弈，管理体制成为中关村的一块心病。对中关村这个管理模式，大家一直在讨论，中关村管委会手里没资源，也没有行政管理权，能做什么？这几年，在没钱没权的时候，中关村不断地提出各种改革的要求、碰撞，包括“新三板”这样的东西。
2009年以后，市领导下决心要改变这个体制，加强统筹。先是成立中关村发展集团，把各个园区的财产集中起来，算是中发展的，新增项目入园的事，市管委就能过问了。然后，再把市里不同部门的资源集中统筹——原来搞统筹，市里各个部门都是各说各的；现在，从刘淇、郭金龙到赵凤桐都是强势人物，不听不行。在机制上，成立一个重大项目审批联席会机制，由市委常委赵凤桐直接抓，既兼海淀区区委书记，又当中关村管委党组主任……市政府的目的是各方别闹矛盾，为中关村的再发展能够出大力气。
记者：中关村科教资源丰富，一直被视为科学城，但这一次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提出了建设科学城和未来科学城，怎么理解？
赵慕兰：中关村的发展一直是跨行政系统，它不是区属、市属、中央属，因为它的基因是市场，市场就不可能受行政系统的制约。但是我们国家的政府资源仍然是按行政系统划分的，所以一旦政府想做事的时候，就必须得去碰行政系统的事。中关村科学城也好，未来科学城也好，其实都是要打破行政属性。凡是要打破行政系统做事的，都不容易，不确定性因素很强。
至于未来科学城，我觉得，中央在京单位有很多资源，他们扩张的时候，需要土地资源；北京市属单位头的人才、技术，远远不如这些央属机构，现在二者找到一个互补点：我给你提供空间，你给我落地，就是这样一个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