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将中关村建设成为硅谷，曾是很多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如今，提到中关村，人们每每也喜欢以“中国硅谷”相称。诚然，只要愿意，人们能找出足够多的理由来证明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不过，中关村官方并不太愿意提到这个称号。“我们并不愿意跟硅谷比。”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说。

原因在于，一方面，从产业特点、资源背景情况到体制机制、国家政体，中关村与硅谷有太多的不同，无法简单类比；另一方面，在主政者看来，盲目的比较，会导致中关村在发展中出现追赶心态、以致偏离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冠之以“中国硅谷”，也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关村置于硅谷光芒的笼罩之下，而如今的中关村，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大背景下，中关村被赋予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使命，作为全球高新技术策源地的硅谷，自然也就成为它需要挑战的潜在对象。

30年间，从对硅谷的崇拜到如今的竞争挑战，中关村之于硅谷的角色几经变迁，折射出其向世界创新中心一路前行的足迹，其间交织着几代人的图强之梦。

1. 理念启蒙

1979年，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中国有机半导体和原子能受控核聚变研究领域的领先人物陈春先以民间访问者的身份前往美国。他所行的使命是试图理解“为何美国核聚变试验的效率那样高、周期那么短”？

但他很快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住了。先是在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两侧几百家高新技术小工厂让他感到震撼；继而在西海岸的硅谷，“车库中诞生了惠普和苹果”的传奇故事所令他折服。他后来说，“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因为，他自己所在的中科院以及周边不远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其密集程度丝毫不亚于波士顿和硅谷，却除了围墙就是菜地，丝毫没有“128号公路”和硅谷那样的繁荣。

回国后，眼界大开的陈春先开始向他的同行讲述他在美国所看到一切，深深地将他们吸引。一年之后的1980年10月23日下午，他在北京市科协组织的一场正式报告会中，做了富有“硅谷精神”的演讲，并宣布自己将仿照硅谷人的做法，成立一个技术服务部。

有人说，陈春先有着永远的“硅谷情结”；陈春先最初的两个创业伙伴之一纪世瀛，则在后来非常肯定地说，“我们当时就议论要出现一个中国的硅谷”。

当然，不止陈春先，中关村早期历史的开拓者们心中都有一个学习“硅谷模式”、打造“中国硅谷”的梦想。

“在这轮学习硅谷的浪潮中，虽然中关村只是学到了硅谷模式的皮毛，但是创办企业蔚然成风。以惠普起源缔造的硅谷神话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和创新文化。”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

陈春先们在中关村的创业探索，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伴随着持续不断的争论。不过，在出版于1984年9月11日的一份官方报纸上，一位记者明确的将他们的创业活动，形容为“靠科技起飞，开创中国式的硅谷”。

再过4年，中关村的探索被中央高层认可，并名之为“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而一个叫胡昭广的人凭着对硅谷的了解及“硅谷试验区”式的发展思路，在竞聘中成功说服主考官，成为中关村试验区的首任主政者。

从陈春先在他的技术服务部里模仿“硅谷模式”，到胡昭广要把中关村当做“硅谷试验区”，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硅谷都是他们共同的梦想之源。

2. 商业追随

纪世瀛至今仍难忘怀1980年代的中关村。彼时的中关村被形象的称为“电子一条街”，沿着今天的中关村大街——当年的白颐路两旁，聚集了上百家电子商品销售门店，“把中关村办得火火的”，纪世瀛说。

但这些知识分子创办的企业显然没有如当初陈春先所预想的那样，用自己的技术生产什么，而是当起了硅谷电子产品——主要是计算机——的销售商。他们大多是通过各种渠道弄来计算机零部件，然后组装出售；如果能成为硅谷公司的产品代理商，则更是求之不得：为争夺Super微机的代理权，方正和四通展开激烈厮杀；IBM计算机代理权则吸引了联想等多家公司混战。

代理商的角色不仅使这些公司获得了销售利润、完成了资本积累，也使他们中的佼佼者学会了硅谷公司的商业模式。从代理惠普绘图仪的合作中，联想模仿惠普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代理商分支，并依靠代理商模式，在后来与硅谷公司的计算机市场争夺战中，牢牢占据了优势地位。

“今天再看那时，街面上什么技术都有，但对国家的前进步伐真正有实质推动的是计算机应用汉化的一系列产品以及之后的个人电脑的普及，另外还有几个对中国的办公自动化起非常大作用的：四通打字机，方正的激光照片系统和裘伯君的WPS文字中文软件。”1991年进入中关村管委会的前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说，“也有原始创新技术——像王选的激光照排——但很少，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

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逐渐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进出口批文、降低关税，国内市场大门洞口，IBM、Sun、Intel等硅谷大公司不再依靠代理商模式，而是纷纷落户中关村，设立独资公司。

“这迫使中关村的本土企业在竞争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将自己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之中。”王德禄说。

硅谷IT公司进入中关村的同时，风险投资也开始登陆中关村，不仅带来了创业者梦寐以求的资金，也带来了硅谷公司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商业模式。而这时正好互联网大潮兴起，为中关村企业缩小与硅谷的差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互联网是虚拟性的，信息非常畅通，国外有什么，迅速就会知道，只要有了人才、执行力，就能做好。”有过硅谷、中关村两地工作经验的杨大川博士说，而中关村“是个很独特的环境，中国的软件人才基本都集中在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兴起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中国则在2000年迎来第一波互联网热潮——这个春天中关村诞生的149家公司中就有50家在做互联网。与计算机硬件时代相比，中关村与硅谷潮流之间的时间差迅速缩小。此后，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一直不曾在中国战胜过本土的同类互联网企业：雅虎黯然败走，google始终无法撼动百度的市场地位。

本世纪初，中关村大举吸引留学生创业与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再一次给了中关村追赶的机会。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很多在硅谷的留学生甚至他们创办的公司陆续迁回国内，有些在硅谷濒临倒闭的公司回归中关村之后反而又重新成长起来。

“海归”不光人回来了，还带回了资金、风险投资机制，以及硅谷的创新模式，他们回来后每年都要往返硅谷很多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中关村和硅谷之间双向流动。“这是中关村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王德禄说。

3. 超越硅谷

2004年12月8日，联想宣布并购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商美国IBM个人电脑业务，引起舆论一片“蛇吞象”的惊叹。这是一个标志。此后，中关村的企业开始将自己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之中，更通过创制国际标准、共建研发机构、跨国并购、海外上市融资等形式把握产业制高点，向硅谷进发。

百度进军日本、金山拓展东南亚……日益成长为全球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CMMB、闪联、TD-SCDMA、TD-LTE……一批中国标准开始走向国际，攀向全球创新链条更高端。峰值计算能力全球第一的高性能计算机、抗甲流疫苗、抗癌新药……一批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在互联网方面，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逐年缩小。甚至有一些创意，像Fceboke上、iphone、ipad上的很多应用，看着全是英文界面，其实很多背后都是中国人做的，个别的一些，已经在领跑了。” 杨大川博士介绍。

“现在全世界高新区，中关村最像硅谷，从创业活力、成长，都是很活跃的。”王德禄说，“中关村现在还不具备挑战硅谷的实力，但有些指标，比如每年新增的上市数确实超过硅谷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关村企业上市数量远远超过硅谷，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中关村依然有23家公司上市。

“硅谷基本上每隔5年就塑造一个产业，从计算机、软件、IC、互联网，一拨一拨地过来。中关村在未来30年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能不能创造全新的产业。”王德禄说。

“我们在研究超巨型公司，如Google、英特尔的成长路径时发现，它都是从概念开始的：从几个人出了个idear，然后再涉及他的实现路径，搞一个团队研发，到最后是市场运作，是个市场经营能力。过去中国人在这块一直是缺的，现在我们有些好的苗头。”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告诉记者，中关村一家从基础理念开始架构的公司到美国上市时，证交所的问题是：你认为，下一波竞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替代Google？

“从全球视野来看，它架构到了巨型公司那个成长规律的路径上去了。”杨建华说，“中关村可能还有一些这样的公司在不断涌现。量变一定会引发质变，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出现一个新的突破点、划时代的点，能够在全球起到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