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通胀高企几近市场共识，而一系列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现减缓走势，对于在“通胀向上增长向下”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如何选择，专家认为应控制政府投资、大幅升息和逐步放松信贷配给，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唱主角”。

　　第一财讯：6月通胀高企几近市场共识，而一系列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现减缓走势，对于在“通胀向上增长向下”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如何选择，专家认为应控制政府投资、大幅升息和逐步放松信贷配给，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唱主角”。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6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实体经济数据已现疲软--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持续偏低，而固定资产投资却仍在高位，其中地方投资冲动和房地产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而6月猪肉价格冲顶、早稻减产，新涨价因素没有理由会显著低于前4个月。6月CPI应该会超过6%。

　　刘煜辉指出，一方面，宏观当局总是想利用政府投资（包括保障房建设）来平滑实体经济疲弱；另一方面，通胀高企下的量化紧缩，使得实体融资成本大幅抬高，越来越挫伤供给面，又将增加未来通胀压力。如此，产出虽然减速缓慢，但价格下降也会非常慢，这就是目前市场一直在担心的“滞胀”形态。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也表示，6月消费物价水平还要创出新高，目前看来货币政策治不了通胀，但货币紧缩对增长的压制作用仍然是不变的，所以目前的宏观调控格局就是，压不下通胀却压下了增长。

　　如何应对，刘煜辉认为，在严格控制政府投资的条件下，大幅升息和逐步放松信贷配给制的政策搭配是缓解今天困局的现实方式。

　　他表示，中国应该寻求更现实的调控结果实现“双降”，即总需求和价格一起下行。未来将不会有充足的产品和服务来吸收货币，通胀真正降下来要靠供给改善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现在西方国家公共债务危如累卵，纷纷削减财政赤字，未来几年中国的出口疲态难以避免，但企业面临的更大困境来自成本高企压力。而缓解这些压力的现实路径唯有政府投资显著减速。

　　同时，货币政策要逐步退出量化紧缩的轨道，尽快实现一个正常的利息率水平。通过上抬中长期利率，引发资产价格下行对地方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的约束是最直接的。即便没有信贷额度的控制，资产价格下行而致真实杠杆率上升，借贷人的能力才能被限制住。

　　王建认为，宏观调控必须兼顾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当经济增长率在9%以上的时候，为了反通胀采取一些货币紧缩措施可以理解，但到了增长已经下降到低于9%的时候，还要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可能会导致增长出现问题。

　　他表示，仍维持中国经济从今年起将进入连续三年的下行期的预期，今年经济增速会在9%，明年可能降到8%，后年降到7%甚至更低。从宏观调控看，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9%以下，四季度可能会降到8.5%以下，从而使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反通胀重回保增长，这个转向的时点可能是在9月或10月。直到三季度增长率已经确定会低于9%，才可能进行调控重点的调整。

　　王建表示，用货币政策治不了目前类型的通胀。所以，应转变治理通胀的手段，就是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比如将财政补贴与通胀率挂钩，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反通胀补贴。

　　他强调，中国所面临的麻烦是体制与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分配矛盾。由于中国经济仍然蕴含巨大的结构调整空间，因此中国经济通过根本性调整，仍有保持长期较高增长率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