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什么物质财富的增长改变了中国，而人们对财富却越来越仇恨？为什么很多人为这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却成了群体性仇恨的对象？为什么看到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人遭受到委屈、误解，或者过失以后，整个社会出现的却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在2010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启动仪式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文忠教授的问题，引发了在座企业家的深思。

　　“为什么物质财富的增长改变了中国，而人们对财富却越来越仇恨？为什么很多人为这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却成了群体性仇恨的对象？为什么看到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人遭受到委屈、误解，或者过失以后，整个社会出现的却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在2010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启动仪式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文忠教授的问题，引发了在座企业家的深思。

　　中国传统中的“为富有仁”

　　除了贫富差距的加大，钱文忠认为，上述问题与“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几千年中国商人的负面形象，以及人们一直对商人的负面情绪有关。但是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其实与企业的价值和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着很大的关系。

　　“今天，如果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必须清醒地反思和认识我们固有的传统当中，对企业家，也就是过去称为‘商人’阶层的认定，是不是‘为富不仁’的既定形象。”钱文忠说。

　　他举例说，《左传》里有一个名为弦高的著名商人，一次赶了几百头牛去做生意，突然遇到准备突袭郑国的秦军。弦高急中生智，向秦国的军队长官表示，“这几百头牛是郑国的国君犒劳秦国大军的”，秦国见到郑国早有准备，便把牛牵走了，没有攻打郑国。

　　这个历史事实，体现了有智慧的中国商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勇于把自己的私人财产奉献出来，拯救国家的壮举。春秋时著名的“陶朱公”范蠡，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商人。他曾经帮助越国灭掉吴国，之后改名换姓，经商并获得巨额财富，并把财富分散给缺钱的亲友、穷人等。

　　那为什么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商人始终给人低下感觉，包括财富本身都被认为是一种罪恶？钱文忠认为，这大约自秦始皇时，秦始皇和吕不韦有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吕不韦本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秦始皇罢黜并杀死了吕不韦，同时迁怒于商人，迁怒于财富。

　　此后直到明朝晚期，中国的传统商人开始自觉地认为商业属于正业，是正当的一种手段。此时，商人与士大夫的关系开始密切，商人阶层形成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出现意识形态。从明朝晚期开始，在中国社会价值体系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士农工商”的排序，在那时已经变成“士商工农”。

　　钱文忠认为，如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可以理解，在中国传统中商人和财富，与当代我们所讲的企业家和财富，不仅具有完全正面的形象和价值，而且还是实现社会道德不可或缺的载体，或者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组成部分。企业家或者商人，与士大夫一样，无论其所具备的财富还是知识，都是推动社会前行发展的车轮。

　　“士魂商才”才能成就“强国”

　　正因如此，钱文忠认为，“今天的商界与财富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反思自身，反思与自身相关的传统，从中寻找历久弥新的资源，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士魂商才’的领袖。”

　　“士魂商才”，出自“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涩泽荣一之所以在企业界获得如此高的美誉，不单是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突出成绩，更是因为他塑造了日本在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商业道德。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主张一个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所谓“商才”，本来就要以道德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绝不是真正的商才。但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会招致自灭。

　　当时，明治维新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的起跑线，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日本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但由于在现代化道路上急速奔驰而产生的“离心力”的逐渐凸显，面对工商业无序发展带来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弊端，涩泽荣一再次劝告人们捧起《论语》。比如商业竞争，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与众不同的商业道德，只需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商业竞争就是要从这些人人皆可遵守的道德准则出发，信守双方之间的协定，善意而诚实地经营。

　　钱文忠认为，《论语与算盘》这本书里提倡的“士魂商才”，本意指的是武士道的“士”，但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士大夫的“士”，也就是要有士大夫的灵魂和商人的才华。

　　“士魂商才”，是从历史领域里面能够找到的，对商业领袖或者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诠释。钱文忠认为，如果中华民族能够拥有多一点“士魂商才”的人才，那实现国富民强、民族崛起就指日可待。摄影记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