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套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与其文稿经纪人之间的对话：超级富豪与富豪截然不同。他们更有钱。　　针对不平等现象的传统分析，大部...

　　套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与其文稿经纪人之间的对话：超级富豪与富豪截然不同。他们更有钱。

　　针对不平等现象的传统分析，大部分专注于那些迈向中产者和接近收入最高区间者之间的关系。但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是收入最高阶层与其它阶层之间的差距——至少在美国如此。

　　在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所占比例有所下滑，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比例突然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很多中产阶级的薪资上涨陷入停滞。

　　1976年至2007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据了收入总增幅的58%。不仅如此，这一趋势似乎还在加速;在上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的经济扩张时期，这一比例为45%，但在2002年至2007年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任期内，这一比例升至65%。

　　而在超级富豪群体中，最顶级富豪的表现甚至更为出色。1990年至2005年间，收入最高的1%的富豪所占的收入比例增长了2.3%，而其中整整两个百分点流向了收入最高的0.1%人群。

　　其中的原因何在，是学术界经济学家辩论的议题之一，他们试图通过模糊的数据摸索出暂时的结论。而后，在围绕公正和平等问题的政治激辩中，这些结论被当成了武器。

　　超级富豪之所以能到这一步，是否因为他们超级有才、超级幸运抑或只是操纵性超强?多年来，围绕这个问题的辩论一直相当激烈。

　　超级有才能的解释是，一些才华出众的人同时出现在了不同领域——投资银行、企业管理、法律，他们正获得与自身生产率相符的回报。

　　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是：尽管人才的分布不一定不同，但全球化和其它结构性变革推动许多行业走向“赢家通吃”的模式，顶级人士能力方面的微小差距，有可能造成其回报上的巨大差异。

　　在本世纪最初10年末期的金融热潮中，现已破产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Dick Fuld)和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等CEO的巨额薪资之所以合理，是因为投资银行业已变得更具竞争力，同时也变得更为高产。

　　第二种解释催生了一个有关新的国际超级明星(一个同类相残的星球上的那些胜利者，达沃斯(Davos)精英们)俱乐部令人兴奋的故事。后者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运动领域。但或许并不适用于其它领域。

　　例如，富有人群的不平等模式，没有遵循某些不可改变的全球经济学法则。在多数英语国家，非常富有的人群变得更为富有，甚至是那些与美国相比，税收制度更强调再分配功能、且更致力于把平等本身作为目标的国家。但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同期内收入最高的1%富豪所占的收入比例并未有明显波动。

　　经济效率的怀疑者们提出了第三种更愤世嫉俗的解释：非常富有的人群(主要是CEO和首席财务官)找到了一些方法，向自己支付过高薪酬，通常是通过在经济繁荣时期将薪酬与股市表现捆绑在一起。他们会以雷曼和花旗的命运为证，说明高薪并不合理。这方面的主要限制因素在于公众、股东和员工对此类行为的容忍度。

　　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研究全球化对不平等现象影响的专家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表示：“两种不同解释之间的辩论仍未达成共识：不平等是表明经济效率有所提高，还是对高管薪酬的‘愤怒克制’有所减弱?”

　　一些间接证据支持“操纵性超强”的理论。劳伦斯教授表示，过去25年间，美国企业并没有明显变得更为国际化。不断变革的技术可能推动了赢家通吃行业的崛起，甚至在国内经济中也是如此。但全球化说法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事后理由，而并非真正的解释。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此次金融危机造成了什么结果?如果超级富豪巩固其日益上升的收入比例，这将与之前的趋势相悖。而且还会为以下说法提供更多的“弹药”：即非常富有人群收入比例的不断上升，更大程度上是与扭曲和操纵市场的能力有关。早期迹象表明，在利润高企、且高薪者很大一部分薪酬基于股市表现的情况下，收入最高人群的不平等状况几乎没有减轻的迹象。

　　劳伦斯教授表示：“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得异常……我猜测，有资格享用这些利润的人将表现得非常好。”

　　考虑到导致经济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人们不太可能怀有像对待过去25年美国超级富豪们崛起时那样的普遍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