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汪涛：从过去十年来看本次通胀，我们发现：中国的通胀、物价上涨大多由食品价格推动，非食品价格的涨幅相对平稳；其次，最近两个月猪肉价格...

  

  汪涛：从过去十年来看本次通胀，我们发现：中国的通胀、物价上涨大多由食品价格推动，非食品价格的涨幅相对平稳；其次，最近两个月猪肉价格上涨较快，农产品价格均是如此，只不过蔬菜的生产周期更短一些，其它农产品如粮食和猪肉的生产周期长一些。经济学中有描述典型的农产品周期，甚至有“猪周期”这一词，本次我们又在经历一个“猪周期”，即供给对价格的滞后反应带来的循环周期。

  2007年的瘟疫，加之2005、2006年猪肉价格很低，两个因素叠加使得2007年生猪产量很低，价格大涨，再加上政府补贴，农民养猪积极性很高，使得2008年供给上升；到2009年价格下降，2010年5、6月份跌到近三年的最低水平，当时的情况是猪肉价格很低，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农民养猪很不划算；所以到今年初，猪的存栏头数又有所下降，价格再次上涨。这样此起彼伏的农产品周期，在经济学中是比较常见的。

  在中国，猪肉价格对于CPI的影响体现在：一是猪肉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重要；二是政策有时加剧了这个周期，价格涨的时候补贴，大家都养猪，加强了供给反应，使得下一期产量更多，价格跌得更厉害，农民养猪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有加强周期的作用。

  至于人口和土地因素，我认为只能解释猪肉价格的上涨，却解释不了猪肉价格的下跌。2008年初猪肉价格达到最高点以后，直到今年5月份才回到3年前的高点，价格其实跌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明显的周期，它的特点是会在高位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需要几个月猪才会长大，所以供给不可能马上跟上。存栏头数增加以后，一段时间内价格会比较低。今年4月份以来，农民补栏的积极性非常高，粮食、玉米等饲料价格也有所回落，估计约4-6个月的时间，至9-10月份生猪存栏头数就会增加，价格会平稳甚至开始往下走。

  货币政策的空间

  《21世纪》：近日，央行宣布加息，这是中国在八个月里第五次加息。去年10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也已连续9次上调，留给央行的政策空间已然不多，那么未来我们抗击通胀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汪涛：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仅看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最重要的是看信贷和货币投放量，每年政府都会定一个M2的目标。今年没有提信贷目标，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底线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在去年底定下来以后就没有变过，即16%的M2增速，信贷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比去年有所放缓，但并不很紧，政策的稳定性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存款准备金上调，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外汇占款增加就要对冲，需要动用存款准备金或央票，今年很多央票到期，央行没有展期，而是用存款准备金置换央票。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紧缩政策，但实际上整个货币供应量增长还是比较适度的。从信贷来说，中国也不是用加息手段来调整的，而是由央行直接和商业银行确定增量来控制的，6月份是6300亿，5月份是5000多亿，到现在为止共4.2万亿，全年可能是7万亿-7.5万亿，信贷增长16%左右。这个目标在目前通胀上涨、经济有所下滑的情况下也不会变。

  从今年的目标来看，16%的M2增长完全可以支撑名义GDP12%的增长目标，即8%的实际增长加上4%的通胀；我预计今年名义GDP可能会达到14%，即9%的增长和5%的通胀。

  王建：货币学派的理论说得很清楚，一般货币政策的滞后期是6-9个月，西方通常是9个月，中国加上行政手段，通常不到6个月就会见效。现在9个月已经过去，物价涨得反而比以前还高，可见用加息、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有效抗击通胀。

  治理通胀，我主张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即用转移支付、补贴的方式。但现在财政政策面临较大困难：今年保障房任务很重，计划要建一千万套，约需1.3万亿资金；从现在情况看，中央能够拿出1300亿，最近提出让地方政府发债，大约能解决500亿；另一方面，现在打压地产泡沫，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下降约四成，地方政府也很难拿出钱来。所以，把财政政策作为反通胀的重要工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地方政府能不能拿出这笔钱。

  当然，财政方面中国现在的难点很多，为什么中央做事就必须地方政府帮衬呢？一般西方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六成，中国是中央政府收了约六成的税，却大量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支付出去了，由中央政府自己实实在在支配的支出只有20%，这个力度很弱，导致若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很多事情可能都会落空。

  反通胀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看起来是知易行难；但在当前财政收入比较好的时期，我们还是有能力去转的，只不过在转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难度而已。接下来可能是政策最困难的时候，把哪个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怎么安排宏观政策？需要有一个权衡。

  多目标体系的利与弊

  《21世纪》：在通胀上升的同时，出口增速却连降四个月，进口增速也创下20个月新低，GDP增速连续五季度下滑，经济下滑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另一个隐忧，您怎么看？货币政策是否需要承担增长性目标的责任？

  王建：治理通胀，难免会有经济下滑，或者说下滑就是治理通胀的成本，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付出了成本却没获得收益，这个成本还值得付吗？这就说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目前的通胀类型是无效的，需要考虑新的对付通胀的办法，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用财政政策来治理通胀，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汪涛：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候，中国的出口不应再有这么快的速度，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市场占有度；进口方面也是如此，过去两年投资力度非常大，进口了很多大宗商品、原材料，现在刺激政策已逐渐退出，没有很多新项目上马，进口也会变得微弱一些，这是正常的，不能因此说货币政策没有到位。政策的作用是平抑某些过大的波动，而不

  是为了让经济永远上涨。当前经济只是出现非常温和的下滑，并没有硬着陆的风险，因此目前所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基本实现了它的目标。

  在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货币政策及央行的角色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发达国家的央行在法律和运作上都是比较独立的，但在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要服从于国务院。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对信贷目标及利率等政策工具的使用，都是在此基础上敲定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如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通常也会影响宏观政策。

  其二，在决定做出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也需要其它部门和措施的支持。如在控制信贷增长期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需要由相关部门来控制；而在货币信贷扩张时期（如2009年），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平台公司）的介入在推动投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存在着历史缺陷及存留的扭曲，过去十年间中国在控制宏观经济工具、实现经济稳定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点从货币信贷的运行轨迹中可见一斑。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货币信贷增长严重过热，同比增长率跳升至30%，并在几年内维持了这个速度，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大幅回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先是持续时间较长的一轮货币扩张，随后急剧放缓。相反，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年间，信贷增长相对平稳，并在经历了2008-2009年的激增后比以往更快地回落。

  部分得益于货币供应总量的波动性降低（及主要价格改革完成），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更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通胀。GDP实际增长平均为10%，波动很小，而通胀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低点后稳定在较温和的水平上。过去十年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转型——与二十年前相比，国有化及国家对资源的控制程度虽仍然很高，但已大幅减弱。此外，政府也从以往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出更有效的宏观政策工具，并且决策的质量及连贯性也得到了改善。

  《21世纪》：广州、温州等地的中小企业再度出现资金困难、停产停业等现象。中国当前正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如何看待现行宏观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

  王建：当前中小企业经历的困境，和宏观调控有一定的关联度。根据媒体报道，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一是得不到贷款，二是求助于民间金融、地下钱庄，地下钱庄的利率又特别高，它们撑不下去，最后只能破产、倒闭。再一种情况是由于当前的各种原因，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干脆拿钱去炒股，结果炒股也亏了，干脆破产、一走了之。这些都不是很正常的原因，要想解决，政府就需要适当地松动银根，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

  《21世纪》：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房价上涨过快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看待资产价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控制通胀目标的政策对于资产价格的调控作用如何？

  王建：房地产价格虽然没有下跌，但也没有涨上去，也没有继续上涨的动力。政府采取了这么大的力度，甚至采取了好多行政手段，房子确实卖不动了。但另一方面，房价也跌不下来，因为地价涨上去了。2010年地方政府拿了2.7万亿的土地转让费，很多城市房地产市场虽然不怎么样，但土地出让价格仍然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价下跌，一是房地产商赔钱，二是地方政府不愿意。

  这个事情背后是对未来地价的一个期望值。地价没有涨，但粮价是不是一直在涨？粮价涨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土地越来越稀缺？大家有一个很强的期望值，觉得地价还能涨，那么我就挺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如2005年房地产调控，出台了国八条，但金融危机来的时候，2009年以后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房地产的政策。所以，政策并不是永恒的，它是会变化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强烈看涨，短期内即使有难过的日子，房地产商也不肯轻易撒手土地，他宁肯挺过目前的艰难，也不会轻易降价。

  中国式通胀：成因与治理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挑战，而这一问题在6月份显得更加突出：数据显示，6月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6.4%，创三年以来新高。“猪周期”是此轮通胀的一个显著特点，观察历史上的其它时期，我们也发现，在中国，猪肉价格的升降往往与整体价格压力的涨落存在相当强的一致性。“猪周期”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一种表象，它所反映的价格上涨究竟是由短期性因素所扰动，还是一种长期性的趋势？

  在通胀升温同时，经济下滑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另一隐忧，根据统计局发布的经济运行情况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同比增长9.6%，二季度GDP增速为9.5%，较前两个季度放缓。同时，出口增速连续四个月下降，进口增速也创下20个月新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波动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同步性正在增强。在全球经济处于低潮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也是值得思考的另一问题。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前，央行宣布加息，这是中国在八个月里第五次加息；去年十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也已连续9次上调，在通胀矛盾依然显著的情况下，留给央行的政策空间却已然不多。多目标体系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一大特征，在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应当何去何从？致力于通胀治理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承担起经济增长的责任？为探讨上述问题，本报本期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03期。(周慧兰)

  “猪周期”再现？

  《21世纪》：最新数据显示，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三年以来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7.1%，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7%。猪肉价格也是2008年上一轮高通胀的主要推动因素。您如何看待此轮通胀的成因？这与2008年有何异同？

  王建：这一轮通胀与2008年并没有本质区别。当时也是由于猪生病，加上周期性存栏头数下降，引起了猪肉供给短缺；不同点在于现在粮价涨势比2008年更为强劲。前一阵粮价上涨在食品中是最高的，这个月公布的数据猪肉价格把它赶超了。但根据猪肉供给特点，受价格刺激，供应很快会跟上。所以，过一段时间生猪供应应该就会恢复。

  但我预计粮价依然会处在高位。当前，食品价格推动通胀是一个长期过程。我在2006年就做了中国通胀的长期因素分析，我认为2006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拐点期，即人地矛盾开始表面化：人口增加、收入增长逐渐提高了对食品的需求；而土地供给却减少到了一定程度，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到2010年农业获得了连续八年的大丰收，但农产品价格却连年上涨。近年来由食品价格推动的通胀均是在丰收背景下出现的，今年也是如此，夏粮今年又获丰收，增产了2.5%，但6月份是夏粮上市的季节，当月粮价却上涨12.4%。

  当然，这不会是一种很严重的通胀，因为每年人口增长和土地减少均是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变化，反映在食品供求所引起的价格变化，也就是三个百分点左右的上涨幅度，它不同于大规模货币超发所导致的恶性通胀。

  现在有人说通胀高潮退去，6月份可能见顶，再往后就要往下走，四季度可能只有4%多。

  我觉得这种估计过于乐观。即使在正常的丰收年景也有三个百分点的上涨，若再遇上一些自然灾害，幅度可能不止三个百分点。今年就是一个明显的灾害年，春耕开始是旱，接着转为涝，这些都发生在重要的农业生产节气，这个时候如果闹起天气来，很难说对秋粮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认为三季度以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