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在的科研经费管理普遍存在漏洞，科研人员如果不想点“对策”不仅自身生活水平达不到要求，就连科研工作也无法推进。

  

  连日来网上论坛揭露的中科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段振豪包养数位情妇的帖子，将这位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据悉，举报人之一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女士，她揭露其涉嫌挪用科研经费包养情妇，使这则性丑闻已经升级至科研经费腐败。记者近日打通了曹女士电话，她再次提供细节，证明自己的举报属实。

  与此同时，记者联系了当事机构中科院。段所在单位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党群办公室副主管石艳红介绍，中科院正在着手对段的财务问题进行核对调查，近期将公布最终结果。

  相比于性丑闻，公众正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科研经费的管理问题上。

  另有专家建议，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挪用科研经费等行为，需要经费发放方、科研机构自身都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管；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前端立项和申请预算时，要严格把关，挤掉科研经费的水分，让项目负责人无可趁之机。

  曹女士和丈夫结婚已24年，当知道丈夫在国内包养情妇时，在美国带着儿子辛苦打拼的她非常伤心。

  愤而将家丑曝光，矛头直指对方利用工作经费便利“包二奶”，并选择在段成为中科院院士候选人之际公布。

  曹女士在揭发段的丑闻时说，段包养的情妇蔺某及私生女每次从东北来回时不坐飞机，而坐火车，是因为火车票是不记名的，段可以用科研经费报销。

  “段不但给蔺火车票的报销钱，还给她飞机票与火车票的差额。每次蔺都要带大量的大庆市出租车票、住宿发票来，段给她用科研经费报销。”曹女士对记者说。

  她还介绍，段教授这些年送出去了3套北京房产，价值千万以上，“他从哪里拿到这么多的钱。用脚去想，都知道国家每年拨的上千万的科研经费哪里去了？”曹语气很激动。

  针对段振豪涉嫌挪用科研经费问题，记者致电段所在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该所党群办公室副主管石艳红告诉记者，目前由该所审计处和财务处正在调查审计。

  “我们马上要出一个对他这几年来经费使用的审计报告，近期会在网络平台公布。”石艳红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他们在加班加点调查，要调出这几年来的财务档案，从每本档案中把段振豪的数据调出来，逐一查对核实财务单。

  石艳红介绍，中科院对科研经费的审核和管理把关是很严的，并不像网上传言的钱拿回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出差行为都有规范，比如要有邀请函，或者是开会的通知，不可能5天的行程报销却按8天算。”

  石还介绍，中科院每年要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针对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国家也有一定的审计手段，每年都要检查。

  石认为，具体到段振豪这件事，会不会存在一些骗取部分科研经费的行为还不好说，只能等到具体的审计结果公布才能下定论。

  本报记者多次致电段振豪，但一直无人接听。不过，针对涉嫌挪用科研经费的说法，段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予以否认，认为自己的科研经费“没有漏洞”。

  然而，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的科研经费管理普遍存在漏洞，科研人员如果不想点“对策”不仅自身生活水平达不到要求，就连科研工作也无法推进。

  科研经费水分几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般而言，各科研机构提供给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是比较少的，这当中分为几部分：来自各部委的科研项目经费，来自企事业单位资助的科研项目经费等。

  当中各大科研机构最为看重的是各个部委的科研项目，因为它们金额通常很大，而这也通常是监管重点。

  本报记者了解到，科研经费主要由科研经费的发放方和科研人员所在机构共同监管。前者一般聘用第三方审计机构，以课题为周期，通过中期评估和验收评估，看课题组成员是否严格遵循了预算；后者即科研人员所在机构的财务部门，不可能逐一对每个课题的每项支出对照预算，只能从财务上进行审查，看是否违反了财务支出习惯，审查发票的真伪与相关性，对科研经费的筹集、投入和使用过程，缺乏全程的管理和监督。

  “就科研机构而言，科研项目还涉及到申请人所在机构的科研主管部门，但他们侧重于争取项目或者提取管理费，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和项目的开支关注不够，即便他们想关注的话，由于无法共享财务部门的财务数据，也无法对科研基金进行监管。”清华大学一位参与973课题的青年研究人员对本报记者表示。

  该研究者建议，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挪用经费等问题，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管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前端立项和申请预算时，要严格把关。

  “一个科研项目是否值得立项，其预算经费是否合理，是否有水分？这是杜绝科研经费挪作他用的更为有效的办法。”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毅对本报分析，“相较而言，前端控制也更为容易操作。”

  本报记者了解到，由于个别科研经费的发放方，对某些科研的具体操作并非内行，因此无法对其项目进行科学预算，从而出现了“申请多少就给多少”的现象。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保所会计师山立介绍，以2009年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经费申请表为例，该基金申请表中的一些项目的设置，让申请者感觉，取之易，用则宽，“一旦审批通过， 就会使科研经费脱离监管视线， 从而有可能为科研经费的流失埋下伏笔”。山立表示。

  在发放方不全知情，科研机构自身监管不严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出现如段妻所曝光的其丈夫挪用科研经费等类似情况。

  重物轻人的科研观

  科研项目预算经费中水分还只是一个开始，从预算开始经费分配比例的不合理就为挪用科研经费打下了伏笔。

  “科研经费的配置不合理，导致工作无效率，科学家身份也发生了转换，从研究者变为采购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告诉记者，现在中国的科研经费是采购经费而不是研究经费，因为每个项目的预算构成主要成分是采购，比如买设备、试剂等，再就是开会，而真正用在人身上的这部分经费是很少的。

  恰恰是中国科研领域一直以来的这种重物轻人的观念，导致科研经费被挪用已经成为常态。在科研经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采购仪器设备或试剂的，再就是用于会议交流，而用于参与研究的博士、博士后的人员经费则少得可怜。

  李侠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项目如果报的预算是设备、交流、人员费用和其他开支的占比3：3：2：2，可能用不了这么多的会议经费，就可以把这笔钱替换出来。而老师带博士、博士后搞研究是

  要付劳务费的，但国家在这方面控制得非常严格，往往不够，就从会议费用等变换出来。

  李侠认为，现在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一个互不信任的问题。

  国家不信任科研人员，很重视经费的使用情况，每年都查，各个科研机构和院校管得也很严格。但科研人员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常变换经费名目。

  现行收入制度“逼良为娼”？

  “重物轻人”导致最严重的问题是科研人员收入构成混乱。

  清华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介绍，中国的科研人员表面工资很低，所有单位要适应这个环境就得用各种办法把真实工资调到比较高，这才能吸引人。

  如果从生活成本来说，香港聘用一个一级教授需要100~150万港币，内地则需要30~50万元，现在很多单位为了聘请这样的教授已经给到了同样的价钱，但是从制度上是不合法的或是打擦边球的，导致现在工资组成比较混乱。

  一位某科研机构研究所的负责人曾直斥这种科研管理制度，认为现在的这种制度势必要“逼良为娼”，要不然就招不到人。

  清华大学的这位学者表示，刚解放那会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学森的工资是平均职称规定工资的10倍。但现在，一个教授的工资条上的年薪也就3-5万。但实际上，现在很多教授也能拿到了平均职称规定工资的10倍左右，而且越来越多，很多单位允许从课题基金里提，虽然国家规定很死，但是单位可以放松一点。

  “现在工资规定很低，要拿钱就必须这么做，监管部门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是整个科研人员工资体系不合理，如果规定除工资外不能拿任何钱，科研也就没办法发展了。”上述学者表示。

  中国科研人员工资给得太低，还出现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一些科研单位可以给自己定工资，从设备、会议等经费中挪用，而这在国外是没有见过的。

  “这样就会出现漏洞，但这是必须做的，如果不做的话，所有科研机构就别办了。体制导致管理松懈，而且有很多漏洞。”清华大学该学者认为，现在中国的法律也不严格，审计署也在查，但是查了之后不见得处理。

  李侠也认为，虽然美国的科研经费数额很多，但是出现挪用的现象很少，因为沉没成本太高了。而中国如果在科研体制上不改革，所谓的审计和监管只能是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