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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岩鹏 杨中华 应辽产 北京、温州报道

    在民企老板频频“跑路”的倒逼下，如甘霖般的宽松政策终于洒向了众多中小企业。
    “工信部已经在今年9月将一份关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建议上报至国务院，其中包括减免69个大类的收费项目，有上千个收费子项。”接近决策层了解此方案的消息人士10月12日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
    就在当天晚间CCTV《新闻联播》播发的国务院支持小微企业政策措施中，也提到了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
    一位接近金融监管部门的消息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随着通胀的见顶回落，年底前货币政策很可能会适度微调，采取“定向宽松”方式，适当放松融资条件限制，对三农、中小企业、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给予融资政策倾斜。
    10月14日公布的9月CPI连续两个月高位回落，加上16个月以来首次下调油价，从紧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背景下，GDP增速放缓的现状尤为凸显，刺激经济刻不容缓。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认为，货币政策将在四季度转向，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较大，而财税上则更倾向于减税。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也作出了提前反应，12日，上证指数大涨3.04%，13日涨0.78%，成交量较前几个交易日大幅放大。
老板“逃跑”多米诺
    10月8日，深圳钧多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国钧、其妻崔丽华及其在公司内任职的亲属全部失踪，留下一屁股债和不断聚集到公司门口的追款人。
    据了解，钧多立公司拖欠建设银行龙华分行贷款3000万元，拖欠中化集团远东国际租赁公司1728万元，拖欠供货商已登记款项1200多万元，其拖欠担保公司3300万左右，甚至还有一些尚未浮出水面的高利贷。
    无独有偶，在民营经济大本营的温州，也频频发生老板“跑路”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份以来，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老板已经不下100个。
    事实上，温州早已危机四伏。今年1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便向社会发出了预警：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一次次地印证了周德文的判断,江浙一带的三旗集团、江南皮革、餐饮连锁港尚记和波特曼、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等老牌知名企业相继破产，老板弃厂出逃。
    今年6月，周德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现在中小企业已经出现新一轮危机，而且比2008年那一轮更为严重。”而全国工商联对17省市中小企业调研的结果也与周德文不谋而合，该调研摸底的结果亦显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非常艰难，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
    当时，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哲洙甚至危言：“估计到今年8月左右，有一批企业就开始死去了。”
    对此，工信部、银监会等国家部门则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调研。5月，银监会派出调查组低调抵达温州，连续召开了5场座谈会。6月，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牵头调研温州。
中小企业“生死线”
    在朱宏任看来，一是生产成本上升过快，原材料普遍上涨，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非常突出。这两个“成本上升过快”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而另一个突出问题，则是企业负担依然较重，涉企收费仍然偏多、偏高，违法违规收费依然存在。朱宏任指出，有的地方借乱收费缓解财政困难，有的部门利用手中权力收费谋取部门利益，有的基层执法人员违规收费谋取个人利益等。
    全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不合理的收费，目前尚没有公开数据统计。但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保守估计，企业除了向政府各部门正规缴纳税外费用外，用于支付由于行政管理、审批、监管、执法等方面寻租设置发生的费用，在8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工信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除了纳税之外，企业还要承担工商部门、环保部门、质监部门、公共卫生安全等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负担不仅重，而且异常复杂。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满燕云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税负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27%的水平，2009年达到约30%。而今年前8个月，我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按此速度，即使未来4个月零增长，今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也已成定局，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8.9万亿元、增长8%的目标。综合来看，2011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在35%到40%之间。
    同时，银根紧缩成为了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以来，已连续12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的缩减，致使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和微型企业的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据统计，银行信贷基本覆盖大型企业和80%的中型企业，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80%无缘银行信贷，大量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解决燃眉之急，借款利率已高达50%-100%，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周德文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小企业利润率低于贷款利率，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已经达到100%或者更高，而利润率不过3%~5%。记者调查中发现，在温州鹿城区葡工路一带，很多制鞋企业也是大门紧锁，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
“定向宽松”成形
    10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温州与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周德文在现场向中央调查组提了若干条建议。他告诉记者，当时温总理要求随行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一个月内出台金融扶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
    刚过了一周，中央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等一揽子政策便火速出台了。
    温总理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九条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其中不仅有从信贷上的支持，还有对于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同时也要求商业银行清理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不合理收费，细化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首当其冲的就是减税。”周德文对本报记者说，“中小企业如此困难，但今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照样大幅上涨，税负已经太高了，现行的税收政策要调整，这是一直在大声疾呼的。”
    而在国务院公布的九条措施中，也要求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上述工信部官员表示，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为中小企业减税的空间巨大。
    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亦提出，下半年将研究和采取风险补偿、财政贴息、营业税减免等方式，切实缓解中小企业困难。
    国务院的九条措施给了市场更多的想象空间。接下来配套的利好措施，又会是什么呢？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
    10月13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的货币政策整体上难言放松，但他建议，可以采取下调准备金率和加息的对冲操作，更多用价格工具而减少用数量配给工具，这样对中小企业有利。
    实际上，“定向宽松”正在发酵。本报记者从监管部门了解到，在达到对小微企业信贷增量和增速要求的同时，小金融机构将会继续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一位银监会人士指出，“执行18%或者更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对那些中小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毕竟他们的吸储能力相对较弱。”
    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监管层也在不良贷款容忍度、开设分支机构、存贷比、资本充足率计算方面对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商业银行有一定的放宽。
    日前，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在银行前沿大讲堂中讲到对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提高到5%。
    “其中，对于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在计算存贷比时不纳入考核范围。对于中小商业银行，特别是那些存贷比较高的商业银行，在监管指标不增加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发放贷款，虽然这些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的不良率可能稍微高一点。而上述规定特别对专门从事经营中小企业的银行相当有利。”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