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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生 李雍君 长沙报道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经打响了第一枪。湘江水质总体状况如何？修复已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有何难题？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湖南省环境工程专家、长沙环保学院院长李倦生教授。
已到非治理不可地步
    《华夏时报》：今年8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正式在湖南启动实施，这对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李倦生：湘江流域污染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以重化工为主的湘江流域工业布局与以现代农业为主的面源污染，使得湘江流域的污染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直接或间接地对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湖南一半以上的人口、70%的国内生产总值集中在湘江流域，污染治理的压力很大，稍微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所以说，湘江流域污染治理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也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华夏时报》：湘江污染防治工作开展较早，但为什么还是呈现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局面？
    李倦生：湘江的污染与湘江的自净能力有关。改革开放前，湖南的工业布局就存在不合理，对湘江带来的环境压力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期，湘江污染防治已经引起国家重视，并于1979年出台了全国首个水污染防治条例。但是，随着湖南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工业排放和生活排放都大量增加，超越了湘江本身的承载能力。前面的重金属污染物累积加上改革开放30年工业发展新增的排放，使得湘江的污染程度日趋恶化、污染范围逐步扩大，湘江自身净化能力也不断下降。
    老实说，随着重化污染结构的下降，湘江污染体现为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三个显著的特征。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水文状况改变引起重金属污染与有机物污染结合，那麻烦就大了。这是湘江治理未来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库兹曲线规律绕不过
    《华夏时报》：大量民营冶炼企业本身不重视污染治理，即使治理也会更多采取经济的修复技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倦生：我们国家实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原来是谁污染谁治理，并不是每个污染者都能认识到治理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谁污染谁付费，但我们的付费相对于社会成本和污染的代价远远不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甚至社会上一些人的行为失范。但如果我们不发展，又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这次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中主要原则就是发展和保护并重。
    《华夏时报》：发展和保护的矛盾确实是一个问题，需要两手都要重，但不可能很平衡吧？
    李倦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保护肯定会提到一个更重要的高度。不保护，今后就发展不了，不保护，发展的成果也会被破坏掉。
    国外环境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理论，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呈倒U形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一般认为，环境问题的基本好转，拐点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到8000至10000美元的时候污染就基本上不出现了，人们就会反过来治理污染。这个规律我们也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