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以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中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以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中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这一殊荣再一次将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推向了各界关注的前沿。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总体，三个核心指标是产出、就业和价格。无论是萨金特还是西姆斯，他们的贡献都在于重塑了人们对这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它们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西姆斯的贡献更在于实证方法，那萨金特的贡献则是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兼而有之，而这在他的著作《The Conquest of American Inflation》（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版）一书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该书讲述的是战后美国通货膨胀的发展历程，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导致了各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上世纪6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抬头，70年代不断恶化， 80年代迅速下降，90年代逐步缓和，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通胀及反通胀过程是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磨灭的阶段。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那么为什么拥有独立而完善的中央银行体系的美国会容忍持续数十年之久的通胀，为什么美联储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能迅速地控制通胀？萨金特为这一特殊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详尽的理论阐释。在萨金特的理论中，预期，尤其是适应性学习（adaptive learning）的预期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萨金特看来，通胀的波动过程恰恰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不断更新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预期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如果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了预期在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那么萨金特则将预期更为合理地引入经济模型，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预期的理解。

　　萨金特将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刻画成一个动态优化控制问题，而政策制定者对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预期则被构造成一个不断更新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在每一期制定政策时，决策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形成对经济的预期，制定在这种预期下的最优化政策；在下一期，当新的信息产生时，决策者会更新他们对经济的预期，并基于新的预期作出新的最优化选择。所以，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对经济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种适应性学习最终会趋向于理性预期均衡或者自我肯定均衡（Self-confirming equilibrium，博弈论中的一种均衡概念，被萨金特用在了构建适应性学习的预期理论当中）。这是在理性预期基础之上的创新之举，更能贴近现实状况，因此它对美国通货膨胀发展历程的解释力度也更优于理性预期理论。

　　萨金特提出的这种适应性学习的预期过程也调和了经济学中关于通胀和增长之间关系的两大观点。早在1958年，威廉·菲利普斯 （A. William Phillips）发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统计关系，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负相关关系，采取扩张性政策以高通胀来换取低失业率。 然而，卢卡斯在1976年提出，一旦决策者采取相应的政策，这种负相关关系可能不再存在，因为政策本身就会改变个体的预期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因而这种牺牲通胀率来降低失业率的做法不会长期有效。就长期而言，经济的失业率由自然失业率决定，这就是“自然失业率假说”。萨金特的适应性学习的预期过程将这两者融合，认为高通胀的存在是政策制定者对通胀的认识还停留在菲利普斯曲线阶段，而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一旦认识到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就会迅速放弃利用通胀来降低失业。

　　十几年后的今天，重温萨金特的这本代表作，对于当今的西方经济和中国经济仍具有借鉴意义。政策制定者对经济的了解处于什么阶段，人们对于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又有什么样的预期，这些是否能够解释当前的经济状况，相信萨金特的理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

　　（作者供职单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