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被选中成为国家农村抽样调查的记账员时，王相德难以想到，当初捧起来的这份账本，十几年后竟让他如此恋恋不舍。
上世纪80年代被选中成为国家农村抽样调查的记账员时，王相德难以想到，当初捧起来的这份账本，十几年后竟让他如此恋恋不舍。
王相德是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龙华村七社住户，同时也是国家抽样选中的记账户，此外，他还是辅导其他9户记账户的辅助调查员。
王相德家里宽敞的房子是儿子在父母失地迁入城镇后孝敬老人给买的，但无论寒暑，每月数次，这位67岁的老人都要亲自坐上运输巴士，赶回原来村民们的聚居区去收发记账本，或者指导村民们应该如何正确填写。
中国13亿人的家庭收支情况其实就来自于这一份份普通的记账本。
为了了解城乡住户收支情况，国家统计局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14万份城乡记账户通过日记账的方式进行调查——邀请这些记账户如实记录下生产、收入、消费、积累和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的数据。
在全中国896个县7000多个村庄中，共有7.4万户农村记账户在做王相德的这份工作，此外，还有6.6万户城镇记账户分布于全国476个县的6000多个社区中。这应当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记账体系之一。
事无巨细、不重不漏
按照规定，中国的调查村和调查户每五年轮换一次。今年的样本轮换期间，有着丰富记账经验的王相德又一次被抽选为统计数据地方调查点的记账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翻阅起王相德的记账本，就如同翻开了一部部有趣的居民生活史话。
大到冰箱、彩电，小到针头线脑，哪年哪月哪日被添置的都被详尽地记录。甚至是某日张家打麻将赢了80元，同日李家打麻将输了50元这样的颇有四川生活特色的额外收支也没有遗漏。
尽管琐碎，但统计要求就是如此——不仅记账要事无巨细、不重不漏，而且还必须换算成国家规定统一的计量单位。
“随便买把葱头五毛一块的，他还要追着我后面问好几遍到底是几斤几两好做换算，搞得人有点恼火哦。”王相德的老伴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半开玩笑地说着，“他进了超市买东西拿了小票，晚上回家还要对着灯一笔笔记。”
和王相德一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辅助调查员黄邦芝同样也在为这国家数据而忙碌着。
黄邦芝的家在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万州区响水镇公议村。这里的山路蜿蜒曲折、绕山而行。汽车行至此地就是重复性地上坡下坡。转过几个弯之后，初来这个地方的人往往就再分不清东南西北。
除了每月定期的收账页和发账页的时间，每月的10日、20日都是黄邦芝雷打不动的访户时间。不论刮风下雨，不论烈日暴晒，不论路途遥远，他都会按时到达10户记账户家中，督促指导检查记账户的记账工作。
思想包袱
在全国14万城乡记账户中，能达到王相德夫妇和黄邦芝这样优秀的记账户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被统计部门选中参与记账工作的居民最初表达的情绪是感觉麻烦和不理解，哪怕他们本身也可能将受益于这些数据。
“买一斤黄瓜、一坨肥皂都要记下来，还要分成食品和非食品记，还有单位啊、小数点这些，麻烦得很。”达州市通川区记账户陈明的情绪在记账户中有着普遍性。
“记账户记录的支出一般都是真实的，但考虑到其他因素，记账户们有的时候也有些顾虑，比如一户人家种了烟草又养猪，还有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3000元，除了寄回的一部分，留作自用的部分也是农户家庭收入，我每个月都要打电话一一问他们，毕竟这个资料是反映一个家庭很多情况，必须要是真实的，要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黄邦芝说。
这正是一个中国基础数据必须面临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政府和公众对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关注增大，另一方面，调查户配合度却越来越低。
住在九龙坡区华岩镇中梁山街道田坝村社区的欧萍是一名普通的城镇住户收支调查记账员。2010年是中国的记账户大样本轮换年，作为居委会的一员，说服新抽中调查对象记账的重担落在了欧萍肩上。
欧萍对本报记者说，白天抽中调查户不在家，她就晚上去。很多被抽中的调查对象，有的一开始还勉强答应，但因为记账繁琐导致很快就放弃的人不在少数。
有很多来自基层的声音认为，微薄的记账补贴与记账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但在很多地区，即便按照现有的标准，对补助的执行能力差异很大。
根据四川统计调查系统的测算，四川消费水平中等的县（市、区），每年调查50户所需经费应该在7万～9万元，调查100户所需经费应该在12万以上，但一些县达到这样的财力有一定的困难。四川省的统计是，全省调查经费不到7万元的县就有131个,这对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虽然补贴微薄，统计部门多次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调查户会更重视这份收入，其配合度也比高收入家庭调查户的配合度要高。很多抽中的高收入调查户不愿记账或不支持记账，自我保护意识强，怕露富。
而欧萍的丈夫则就另一个问题问她，为什么他们家这么仔细地记账，但他们的真实收入却总赶不上国家公布的数字。
“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平均数，用高的和低的平均出来的数据，不是代表你一个人的水平。”欧萍说。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的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称，尽管很多人认为统计部门公布的居民收入水平偏高，或者称之为收入“被增长”，但他个人的感觉是，因为高收入家庭配合度低，一旦他们的收入被详尽地进行统计，居民实际的收入水平应该更高。统计样本难以对高收入家庭实现完全覆盖，这是全球各国统计部门都存在的难题。
统计局人员也买菜
按照规定，居民提交上来的账本，统计部门要多次抽查核正。依据账本内容最终确定的当地居民消费结构，正是另一个重要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调查依据。
中国网民在网上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统计局的同志们都不买菜。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们去买菜，他们肯定会知道物价上涨的真实幅度。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Tom Orlik在今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统计人员也买菜》，因为山西省统计局一位姓王的女同志向Orlik证实，她确实会去市场买菜。“不买菜我吃什么？”这位统计局人士当时反问道。
本报记者接触到的陈俐就是统计系统内天天买菜逛市场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末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后，陈俐就一直在四川省绵阳调查队从事消费价格调查工作。作为消费调查科的科长，她所负责的科室仅4个人，但就是这4个人，要负责绵阳全市126个采价点。
无论寒暑，这4个人每月都要到各个采价点实施六次采价。采价过程基本靠徒步，工作起来毫无停歇。在这个科室内，每年都要磨坏几双鞋，可陈俐他们却笑称这就是免费的锻炼。
农贸市场上价格有叫卖价和成交价。为获得真实成交价，陈俐说，每一个市场都要逛遍才能整体评估价格。对于每一个商品，她都按照要求在同一个采价市场仔细填写三个不同售卖者的价格。
“光问不买，人家也会很不愿意理睬你，最初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爱砍价的老太太们后面听价格，或者我们自己真的购买，但和商家熟了之后，他们觉得你采价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愿意告诉你真实的价格了。”陈俐说。
菜的品质有好有坏，陈俐采价时必须保证前期和后期所采集的商品在质量上基本一致，这才能确保价格同质可比，在执行国际比较项目调查时，采价员还需要揣着统一提供的商品图片比照合格才能采价。
国家统计局绵阳调查队队长杨彬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家统计局在对CPI数据检查时会直接打给被调查的商户询问情况；每个月地方调查队都要写下好几页的报告详细分析价格变动的原因，一旦哪个月的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国家统计局层面就会来电询问。
一套表升级国家记账体系
从今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全面推行手持式记账工具，通过手机信号直接将采集的数据实时发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这既免去基层统计员来回誊写数据的辛苦，也能够通过GPS定位的方式确保采价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采价任务。
而这也是国家统计局今年着重推行的一场技术性改革，即依据统一的基本单位名录、采用一套表制度规定的调查内容、利用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直接报送全国统一的数据中心。这项改革被统计局称为“四大工程”。
在已经安装这套系统的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报记者看到，通过利用新的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系统（下称“一套表”），企业只需要在办公室内打开国家统计局所规定的特定上报网站，利用专属的账号密码登入就可以直接将数据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中。地方政府则不掌握原始基础数据。
据本报记者了解，为了推进改革试点，国家统计局已经在8月8日起要求地方通过新系统分批向国家统计局报送2011年6月、7月份月报和一季度、二季度季报数据，充分检验试点方案和试点工作是否能够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主任许剑毅还对本报记者透露，国家统计局已经安排明年年初发布的2010年统计年报的数据就会全部采用联网直报的数据。
这也是针对基层统计人员任务繁重、重复劳动多而来。眉山市彭山县观音镇统计员韩清虎所在的科室就只有三个人，但就是这三个人要承担全镇工业、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的报表。这三个人都是兼职统计工作，本身还有其他的事务需要完成。统计部门推行一套表后，已经大量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同时，县市一级的统计管理部门也因为一套表省去了以往的催报、审核程序，能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上。因为地方的数据准确，才能保证国家数据准确。
据了解，在四川省，目前已经将发改、经信、文化、商务等16个部门的部分统计工作陆续纳入到四川一套表的平台实现数据采集，未来还要逐步将运输业、信息传输业、金融业、行政事业部门的统计报表纳入到平台管理，实施一套表改革。
即便如此，考量到中国的地方统计数据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地方职能部门根据其行政职能的需要，通过行政关系所搜集的本部门数据。另一个是地方统计部门依据《统计法》，通过实施调查、汇总统计报表所形成的地方数据。
由于上述两种数据的统计渠道不同，数据口径不一的事件时有发生，只有部门数据统一，才不会使中央因为数据出现政策研判误差。而在国家层面，能否跨部门实施“一套表”改革，及时给予中央迅捷、完备、统一的数据信息，达到类似于美国那样的信息化行政管理体制，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