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土地直接关系公民法人最基本最重要财产权，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集中体现在土地上。针对土地法治领域热点问题，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土地直接关系公民法人最基本最重要财产权，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集中体现在土地上。针对土地法治领域热点问题，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最优目标须再平衡

　　农民土地权益必须维护

　　记者：土地是最基本公民财产权，又是政府调控经济重要工具，如何看待我国土地政策的目标选择？

　　甘藏春：无论我国土地法治还是矿业法治，都在经历大变革时期，主要就是如何处理工业化、城市化与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三者之间关系问题。

　　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提高了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规范了征地程序，但总体导向没有根本改变。征地制度设计是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没有这个制度，就很难解释经济高速增长，解释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只会加快不会推迟，但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点要转向减少耕地过多过快流失，转向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

　　记者：这就是说过去平衡被打破了。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曾用三个“难以为继”形容征地等土地问题，从土地法治角度怎么看？

　　甘藏春：最近中央把改革征地制度、修改土地管理法作为一个重大任务，要求加快推进。当前征地矛盾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忽略、漠视征地法律程序，造成耕地快速减少，牺牲农民利益。

　　就征地制度改革而言，要改变过度、过快消耗农用地状态，尽最大努力减少征地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同步实现三个目标：一要继续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提供土地资源。二要保护耕地，防止耕地减少过多、过快，因为征地很大程度上是占耕地。三要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减少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必须把握三者平衡。面对日趋复杂的征地矛盾，制度改革完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上，让被征地农民分享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成果。

　　摒弃“伪城市化”道路

　　不为未来留后遗症

　　记者：从1986年实施《土地管理法》到1998修订《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标准呈倍数增加，很多已突破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30倍规定，但纠纷有增无减，怎么看这一问题？

　　甘藏春：从计划经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很低，但纠纷不多，因为那个时期采取安置为主、补偿为辅模式，被征地农民进城转户口，安排工作，适当地补一点钱。

　　随着建设规模扩大，需安置农民大量增加。从1998年开始，基本采取货币补偿为主、安置为辅。这个模式应予反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主体独立承担风险能力不足，因此2004年国务院提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补偿安置费用不足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从货币补偿向货币补偿和安置并重模式转变。要把改革重点放在完善补偿安置制度上。

　　记者：补偿和安置存在什么区别，从中产生了什么弊端？

　　甘藏春：征地补偿是按照土地财产市场价值对农民进行补偿，征地安置是按社会公平原则，由国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失地救助和长远生活保障。两者完全不同。捆在一起，花了不少钱还是有不少矛盾。从长远看，分开可以解除社会稳定后顾之忧。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

　　被征地农民安置，应该在征地成本中加大。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地城镇化过程中，造成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现在进行人口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统计，事实上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因此最大问题是下定决心，将被征地农民城市化作为改革重点。究竟提高多大幅度，要有关部门进行测算。

　　记者：现在征地纠纷很多，群众未能充分运用法律渠道，这个难题如何处理？

　　甘藏春：现在对征地纠纷的裁决，应该说，基本上法律救助措施不明确，出现纠纷基本上是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这不是长久的、常态管理方式。在探索由法院裁定、政府执行等模式可行性同时，要考虑挖掘中国传统的民间治理模式，建立类似仲裁机构，包括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多设几道防风墙，逐步化解矛盾。

　　目前非法征地往往涉及多种责任，既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中虽有非法征地罪规定，但因为对该罪的确定有一个营私舞弊的前置条件，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人因此追究刑事责任。为便于认定和实际操作，对于非法征地给被征地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可以考虑按照侵犯财产罪来认定，追究相应刑事责任并要求赔偿损失，从而形成更直接有效的法律威慑。总之要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力争扎实稳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使征地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矛盾焦点，不给未来社会稳定留下后遗症。（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