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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锋 北京报道

   当摄影师王久良历时一年拍摄的《垃圾围城》展现在眼前时，没有一位观众不被触动。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主要被运往周边区县填埋。首都，已然陷入垃圾包围圈。
    11月18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国内首部规范垃圾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宣告出台。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维林11月23日对《华夏时报》表示，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已经提高到国家层面，国务院有关通知要求北京市应先行探索，《条例》出台表明北京市迈出了重要一步。
    “很高兴看到《条例》出台，大方向正确，是好的开始，但需要做的事很多。”11月24日，王久良说。
王平镇范本
    “我们区王平镇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非常好，受到市主要领导肯定，市政府要求向全市推广，可惜成效并不明显。”北京市门头沟区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对《华夏时报》表示。
    11月17日，记者赶往王平镇。在色树坟新村10号院内，记者看到，一个蛇皮袋单独装着饮料瓶、包装袋等塑料制品，而一个绿色垃圾桶内盛装着菜叶等厨余垃圾，还有一个旧油漆桶里装着煤灰渣等。该院住户说，村委会每隔一天过来收一次生活垃圾，而回收塑料制品的时间不太固定，有时一月一次，有时两月一次。
    据介绍，韭园村实行垃圾分类已经多年，由村委会给每户村民发放3个垃圾桶，分别盛装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采取垃圾换食盐、酱油、醋等生活用品的做法，提倡和鼓励村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村委会承担。
    在色树坟新村和韭园村之前的王平镇垃圾处理场，记者看到，全镇运到这里的垃圾被分为三类：厨余垃圾、灰土垃圾、可回收资源。垃圾场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菜帮菜叶为主的厨余垃圾被加入一定量的灰土沤上一周后将作为肥料施加给树苗，而灰土垃圾被集中填埋，塑料垃圾则被作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门头沟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刘学表示，王平镇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已经行之多年，在政府大力宣传和配套鼓励措施下，垃圾分类已经被村民接受并成为生活习惯。“到过王平镇的人，都觉得那里非常干净。”他说。
    虽然王平镇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但北京的整体情况却不容乐观。
分类困境
    11月23日上午，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与几位NGO组织负责人来到北五环外的某小区，与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讨论如何在这个有2800多户居民的社区开展有效的垃圾分类及后端处理事项。
    黄小山曾作为唯一一位普通居民代表受北京市政府邀请考察日本垃圾焚烧，目前正在设计垃圾分类处理的“绿房子”项目。
    “北京市政府已经将焚烧作为未来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焚烧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焚烧的条件是否具备。”黄小山说。
    在黄小山看来，垃圾分类是焚烧垃圾不可跨越的坎。“目前北京市政府在全市1000多个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坦白地说，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好。”黄小山明查暗访后发现，一些被当做优秀典型的小区，检查组或参观队伍来前做得像模像样，等这些人走后，又回归到平常状态。
    在弘燕路的山水文园小区门前，一位正在打扫清洁的王姓女清洁工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垃圾分类，居民们投放的垃圾也是混合的，清运车一次把所有垃圾拉走。“家家户户都是一袋子扔下来，混装着没法分，要分也可能是被清运车运走后分，小区里是不分的。”王姓清洁工说。
    “北京市区做得并不好，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推动乏力，以及没有完善的制度。”黄小山指出，没有完善的措施引导和约束，最终结果注定失败。
    黄小山认为，政府应对家庭或单位提出强制进行垃圾分类的要求，否则很难收到成效。“强制并不一定采取罚款的方式。”黄小山说，在《条例》一审时，草案中有强制性规定，但后被删除，他个人感到遗憾。
    并非只有黄小山有这样的忧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某负责人说，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小部分家庭能做到垃圾分类收集，而大部分依然混装在一起，到小区收集运输的环卫工人无法区分，只好混杂在一起，令分类的努力变为徒劳。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这一小部分居民的分类积极性将受到打击，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出现这一困境，与当前垃圾八成被填埋有关系，如果末端不能分类处理，前端的分类则毫无意义。”这位负责人表示，政府应该推出相关措施，鼓励、推动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如提供不同的垃圾袋，执行多生产多交费政策等。
坚定推进焚烧
    “垃圾焚烧是当前最干净、最节约、效率最高的处理方式。”刘维林说，《条例》确定，焚烧是未来处理垃圾的主要路径。在日本东京的23个中心区中，21个建设有垃圾焚烧场，且运行良好，完全符合环保要求，相关监测报告也每天向公众公布，公众对此并无担忧。
    据了解，北京市制订了垃圾处理规划，力争在2015年时垃圾焚烧率达到50%以上。目前北京市每天的垃圾产量为1.83万吨左右。2015年时规划建设的日焚烧能力达到1万吨时，焚烧率将达到60%。
    刘维林指出，目前日本的垃圾焚烧率在80%左右。而北京从2009年才正式提出并着手研究垃圾处理，时间较短，进展较快。
    刘维林认为，北京推行垃圾焚烧工作方法可行，技术上没有障碍，资金也不缺，最大的困境是基层政府部门和老百姓的认识问题。一些区县政府不愿意垃圾焚烧厂落户本辖区，而居民受信息不对称影响，也抵制周边建设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也存在认识误区，他们的介入往往成为抵制的导火索。
    “我注意到，《条例》规定了民众有参与监督的权利，但如何行使监督权没有明确的制度和畅通的渠道。”黄小山说，如果没有制度确保焚烧的效果，即使焚烧这项技术没有问题，他也会反对“焚烧”此时通关。
    门头沟区委一位干部亦表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相较于焚烧，垃圾填埋容易得多，但实际情况是，在北京很多垃圾填埋厂恶臭难当。“你连运营难度更低的填埋厂都管理不好，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能运营好焚烧厂？”
    不过，北京市推进垃圾焚烧厂的步伐坚定。11月18日，《华夏时报》记者在距离天安门广场约50公里的门头沟鲁家山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发电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建设工人正在紧张作业，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近半。一位负责“二号汽机厂房”工程施工的张姓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要求2012年竣工，目前正组织力量赶进度。
    王久良担心，当社会自认为找到好的垃圾处理方式后，会刺激垃圾产量。“焚烧即便没有有害气体二恶英，那些资源被烧掉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吗？我们留给子孙的资源多到可以随便烧吗？”他说。
    刘维林亦持同样观点。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东京每年生产垃圾690万吨，与目前北京的产量相当。而如今，东京的垃圾年产量已经变为390万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环保意识的提高，二是多生产多收费，少生产少收费的管理制度发挥了作用，豪华包装等不环保行为受到约束。“北京应该向先进国家学习，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要重视，唤起社会的环保意识，并用制度加以保障、推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