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的第一轮打击之后，在缓释痛苦的扩张货币政策日显黔驴技穷之际，美国深陷高失业率困境，欧元区似乎濒临解体，日本则一直背负着高政府债务的负担，而危机的第二轮打击正在到来。在这风雨飘摇之时——确切地说，是整个西方世界风雨飘摇之时，“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幸好不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替代了“大缓和”，成为欧美经济学家们描述世界经济的新词汇。

　　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的第一轮打击之后，在缓释痛苦的扩张货币政策日显黔驴技穷之际，美国深陷高失业率困境，欧元区似乎濒临解体，日本则一直背负着高政府债务的负担，而危机的第二轮打击正在到来。在这风雨飘摇之时——确切地说，是整个西方世界风雨飘摇之时，“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幸好不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替代了“大缓和”，成为欧美经济学家们描述世界经济的新词汇。

　　笔者不认同“大衰退”的提法，因为那还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风雨飘摇之时，东方的中国却依然欣欣向荣。只是，中国经济会像以往那样增长吗？或者，会崩溃吗？形形色色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和担忧，无论基于善意还是出自恶意，其理由通常有二：第一，过度投资。2010年投资率已经达到48％，不仅高于美、日、欧，也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高投资率相伴的是更高的储蓄率——2010年超过了50%。无论高储蓄率背后的因素合理或者不合理，它必然要么变成高的净出口率，要么变成高的投资率。显然，在西方世界“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储蓄率只能转化为高投资率。所以，在既定的储蓄率的基础上，关键问题在于，这样的投资合理吗？

　　判断投资合理与否，首先需要认清中国依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而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完成的基本功课就是资本深化——通过投资来不断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以2010年的人均名义投资水平（按就业人数计算）为例，美国是86000元人民币左右，中国是47000元人民币左右，中国不到美国的六成。而且，考虑到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中国人均实际投资更是低得多。

　　第二，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会发生美国式的房地产危机吗？答案很简单：不会。美国式的房地产危机缘于低储蓄率背景下居民部门的过度负债：在2006年危机的前夜，美国居民贷款占到全部银行贷款的近68%，按揭贷款占到近56%。与此相反，中国居民部门的高储蓄率意味着，无论居民买房的动机是自住、投资或者投机，支撑买房行为的主要是居民自己的存款：在2010年，中国居民部门贷款和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分别只占到银行贷款的25%和14%。

　　虽然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会通过居民负债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传导渠道是通过房地产的供给方——供给住房的房地产商和供给土地的地方政府——产生系统性风险。对房地产商的担忧可以简单排除，因为银行早已经收缩开发贷款了，而且，多少令人讨厌的房地产业也有必要经历一次像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利润空间的压缩。担忧的焦点在于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不过，根据一项研究成果，按照最广义的口径计算，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铁道部、政策性商业银行、养老亏欠的负债以及外债，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债务/GDP）也只有85%左右，低于美、欧、日以最狭义口径统计的政府债务率。

　　一个简单的判断是：硬着陆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因为两个牵强的理由——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发生。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忧患呢？

　　近在眼前的忧患是通货膨胀，它会约束我们在面临第二次外部冲击时施展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抑制通货膨胀并非简单的宏观政策调控问题，因为除了外部环境之外，它的解决还依赖于内部体制性的因素，如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30年来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以及央行独立性的建立等。然而，更加深刻和难以轻松回避的忧患是收入分配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无非增长和分配两个主题。增长永远是分配的前提，但分配反过来会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分配过于平均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如现在的“欧猪们”。分配过于不平均则会影响经济的结构调整和稳定，如今天的美国。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介于欧美之间——有些研究表明，可能更偏向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直观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差距。但是，作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有些不同：其一，城乡之间的差距；其二，地区间的差异；其三，经济部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差距。其中，前两者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上述的区域要素再配置进程，城乡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但经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却是体制性的。我们几年前的研究曾经发现，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的份额在下降，政府和企业部门的份额在上升。这种趋势既反映了政府管得太多（类似但不同于欧洲）：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加强，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垄断国企过度占有了资源，也反映了政府管得太少（类似但不同于美国）：居民部门无法通过再分配环节获得政府提供的养老、医疗和教育服务。一句话：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

　　但无论如何，硬着陆不用担心，硬着陆也不可怕。因为在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并非没有经历过硬着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那一次，扩张的货币尤其是财政政策缓释了外部冲击的痛楚，但最终让经济重新振作起来的是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银行业改革、加入WTO……这些改革无论存在何种缺陷，无论你喜欢与否，无疑都是奠定本世纪头十年稳定增长的基础。

　　今天，真正令人担心的既可能是我们不愿通过改革去解决远忧近虑，也可能是我们再次如过去一个多世纪来曾经屡屡犯过的错误那样，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经验。须知，东方文明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悠久得多的文明。一个自小就背诵“人之初、性本善”的民族如何去模仿生来就被告知有原罪的民族呢？

　　基于对内部改革艰难的认识，笔者倾向于用“大动荡”（Great Turbulence）来描绘未来的全球经济：动荡的既是世界其他地方（Rest of World），动荡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思潮和意志。不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国古训使笔者更加倾向于“大变革”（Great Change）这个词：未来不仅将是全球意义的大变革——东方板块的复兴和世界重心的回归，未来也将是国内政经领域的大变革——即将到来的新的改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