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复”的世界到“变化”的世界

2011-12-02 00:44:48 | 作者: Bill Drayton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我们所熟知的公共机构,里面的人都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没有人真正能去掌握和控制。这种现象将很快得到改变。

  

  历时5天、从纳帕谷到硅谷,由21世纪传媒、Wall Street Without Wall和GeneroCity共同主办的“中美新公益慈善峰会”在美国加州圆满落幕。美国老牌慈善家族、社会影响投资银行家和公益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的慈善家、学者和社会创新领域的青年领袖共同与会。会议前三天在Mayacamas牧场举行,与会嘉宾在山间远离尘嚣坦诚交流。随后,旧金山美联储银行在董事办公室举办午餐会,邀请湾区当地的社会影响投资银行家与21世纪传媒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围桌对话。会议最后一天,在斯坦福大学慈善与民间社团研究中心,社会企业家遴选机构Ashoka 的创始人Bill Drayton,以及由eBay两位创始人分别创办的Skoll基金会和Omidyar基金会的高管,分别发表演讲,并同与会嘉宾以及硅谷地区的慈善家和基金会、地区银行代表展开研讨。

  5天的聆听、对话与研讨内容丰富,给我们颇多启发,在此,我们特将其整理成文,期冀与读者分享。

  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无人能改变的事实,一个对我们居住环境来说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世界改变的速度从数学上来讲是逐渐加快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可能处在改变曲线进程中不同的点,但这个改变曲线绝对是不断加速的。创造改变的人数也是同样如此,还有创造改变者的结合乃至结合的共同体,因此在这个领域,科技就相当重要,它促成了我们的共同合作。

  以前,我们的世界就是重复的世界,你学会一系列技术,然后一辈子重复同样的做法。随着改变曲线的加速,我们的世界从“重复”过渡到了“变化”的世界。你需要学会不同的技术,你需要两个世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两个世界。我们所熟知的公共机构,里面的人都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没有人真正能去掌握和控制。这种现象将很快得到改变。

  在改变曲线的加速过程中,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些重要的特点。每一次改变都会与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碰撞,从而带来更多改变,这是一个不断递增的过程。想象一下,每一个团体、公司、城市或者国家,十年以后,都会被改变而不是被重复围绕着,而为了使这种改变更有价值,我们应当如何做出贡献呢?改变的过程意味着你每一周、每一年都要做出不同的贡献,整个团队也要做出改变,因此公共机构会变化成为灵活的团队共同体。团队需要每个人团结协作,否则将分崩离析。而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为改变做出贡献,必须成为变革者。重复的行为仍会存在,你每天还是得洗碗,除非索尼发明一个洗碗机器人。但价值会日益来自于我们为改变做出的贡献,这也会是你个人价值的体现。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作为有能力改变的人,应当如何为改变世界做贡献,我想在座各位都面临着同样的责任和挑战。

  公民领域的发展开始远超其他领域

  首先,我会努力阐明我们身处转折点的原因。公元1700年左右,当商业开始发生大变革时,这一场革命开始在西方形成一定的结构性,拥有更好商业理念的人,如果将其理念付诸实践就能创造财富,受人尊重,被人模仿,这是相当大的改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在1700年之前的一千年里,西方世界的人均收入没有任何显著改变,到了1700年左右就上升了20%,在1800年上升了200%,在过去两个世纪则上升了740%,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商业的挑战性驱使每个人成为变革者,这既充满趣味,也十分成功,带动了历史的进程。然而社会领域却落后了,看看现在的改变,这种模式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座有哪位不是来自中国的社会企业家呢?这种模式也不再局限于北欧、中欧,而遍布全球,从1980年起也不再局限于商业,社会领域也开始发生骤变,在结构与竞争力上开始向企业看齐。在过去30年里,公民领域开始在生产力、规模和全球化上赶上了商业的脚步,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领域,达到了其他经济领域发展速度的2.5至3倍。现在,在各种各样的“孤岛”上,人们开始进入全新的生活方式,比如美国加州的硅谷、斯坦福以及印度的班加罗尔。还可以观察每一间公司,比如Petra Am Campbell曾被戏称为俄亥俄州的克里姆林宫,因为他们任何事务都在内部进行,还引以为傲。五年前,他们意识到这条路行不通了,开放是势在必行的,否则就会大大落后于世界。于是他们开始加入国际团队共同体,投资一个阿育王在印度创立的项目,实现了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突然间,令人惊讶的是,阿育王为Petra Am Campbell引入了新产品开发系列。这就是国际团队共同体的魔力,界限隔阂瞬间就消失了,非常神奇。这趋势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人们也开始领会到这个道理。再过大概四五年,人们就会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正处在最后意识转变过程的第一阶段。Petra Am Campbell的例子也会发生在任何类型的机构,Matt(Omidyar Network合伙人)的一个同事和我的一个合伙人有次谈话聊道——“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建立一个企业型公民领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中级目标,你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正是这个对话使我们意识到世界正在经历这个转变,而这必须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企业家是基本体制的变革者

  我想先来构建一个框架,因为放在框架里面,所有片段看起来就大有意义了。在这个世界,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事物快速发生变化,基本的体制也会发生改变,那么什么才是企业家呢?他们就是基本体制的变革者。而社会企业家就是这个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他们的地位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打从心底里想为改善人类而服务。成为企业家的人出发点各有不同,或为思想观念服务,或从宗教角度出发,或为股东效劳,或为自身提升,但我们的确需要真正为全人类服务的企业家。很多人涉足教育领域,但得有人来完善整个体系。举个例子说,现在全世界人类的隐私都岌岌可危,因为我们需要预防性监督措施,有一部分人意图做坏事,我们便需要预防性监督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便导致隐私权难以得到保护。许多在数字领域的商人也意识到,可以购买他人信息,再通过广告出卖,这是很好的商业提案,但对隐私来说却是一种侵犯。而隐私权对于创新和自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谁会担心隐私权被侵犯呢?这对社会企业家来说是非常独特的例子。

  阿育王寻找的企业家,必须能改变整个领域至少改变所在大陆的模式。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掌握在企业家手里的宏大理想。举个简单的例子,Mary Gordon的主要工作在西雅图,且正在迅速扩展。她是加拿大人,在多伦多教书。她目睹这样一个现象,孩子们只有在受到侵犯时才感到不安,并以同样的行为报复,这种恶性循环每一次出现就会再次加深他的影响,他

  们便很难为社会做贡献,而学校不足以吸引他们。因此她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任务,不只要解决这个课堂问题,更要改变整个教育体制。于是她想最好能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教育是很难改变的。她最后从2个班扩展到了1.9万个班,在7个国家都有涉足,在西雅图和德国都将有很大的突破。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一学年花25、30个学时,每月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连续8个月,学生年龄越小越好。她接收1岁以下的婴儿,婴儿身穿一件T恤,上面写着“教授”,“教授”和妈妈有时和爸爸来,坐在绿色的毯子上,一年级和三年级生坐在毯子周围,进行一系列活动。老师坐在教室后面观察。孩子们便有责任自己去搞懂“教授”在讲什么、感觉怎样。我们都知道8个月大的婴儿非常擅长非语言交流,他们会让你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而面前的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最高级的互动感情关系。而且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融入社会的渴望,所以他们能忍受几十年沉闷的语言学习过程。儿童的头脑是完全无戒备的,他们认为这就是自己融入社会的方式,他们也能体会感情。Mary是阿育王700名专攻儿童领域的人员之一,她为他人树立了范例,她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策和模式。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未来的世界是改变的世界,如果你不擅长感知,你就被淘汰、被边缘化了。大部分学校体制都把重点放在知识和规律的掌握上,对于静态的世界来说这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循环往复地进行。但是别忘了,变化曲线越往上,规律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小,单纯遵守规律已经无益了。不管多么精通计算机技术,不懂得感知的孩子终究会被淘汰,因为他们会伤害他人、破坏机构。这也将逐渐加深本就存在的歧视。不具备技术才能的人群总能使其余的人群感到惊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因为上一代人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无法传授下去。华盛顿特区就有24%的非裔美国年轻男士因为事业失败而入狱。我们知道如何改变这种局面,Mary所做的就是700种解决方法之一。我们有一名同事就住在海湾地区,她11岁时能在游乐场里玩男生的游戏,这对她来说很重要,因此她致力于为人们争取玩游戏的权利。现在很多学校尤其是贫民学校都在取消假期,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背诵愚蠢的课文。目前为止,她已经为258所城市中心学校争取回假期,这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就是一大群孩子在玩乐。二、四年级的孩子要如何训练感知能力呢,集体游戏就是很好的方法。在墨西哥,有一个人致力于帮助父母,扮演父母的角色,让父母了解到他们6岁的女儿如果不懂得感同身受,就没有未来可言。然后告诉父母,下一次你的女儿欺负弟弟时,问她觉得弟弟的感受如何,这是每个父母都能做到的。

  粉碎社会和商业之间的围墙

  我们知道如何做,挑战就在于如何帮助整个社会完成这个意识的过渡,看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阿育王也尝试过探寻模式,将模式传播出去是容易得多的。而现在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新事物,也就是合作创业。5年之后,80%的校长都会懂得,如果有一个二年级生不懂得感知,那么教育就失败了。那么应该如何做到呢?企业家不可能直接与这9万所学校接触,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帮助60所学校,每一所学校派驻一个小组,实施不同的方法,确保所有孩子都能获得感知教育。另一种方法就是找到懂得这种转变趋势的出版商、作家和学者,并将之传播出去。我们只是以儿童教育为例子来说明改革的重要性,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团体之中有多少人是革新者、水平多高、团结协作能力如何,这就是新的成功因素。我们有最负声望的出版社、作家和学者,较为浅层的作家,还有真正见证了成功改变的人,将这些人与企业家联合在一起,希望四五年后,父母能够开始对学校的能力提出疑问。我们如何合作帮助整个社会实现意识转变,不让任何一代人被落下,就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那些办事千篇一律的机构为自己构建了太多的围墙,这就妨碍了他们建立一个灵活的团队共同体。所以我们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帮助每一个机构的每一个个人认识到,他们都有义务粉碎这些围墙。在你们手头的文件里有一篇商业评论文章,就以住房和医疗保健为例,说明将社会、商业之间的围墙粉碎了,就能解决市场问题。18个月前,我们将这个模式运用到印度住房,让公民领域负责营销和客户选择,管理部门负责召集,建筑商负责建房,投资者投资,14个月后5万个单位建成,获得一亿两千万美元的私人投资,规模从2个城市扩展到了20个城市。

  我列举的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从重复过渡到改变的重要性,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机会,这其中中国是十分重要的一方,希望能有代表将阿育王带到中国去。

  (本文据现场录音听译整理,未经演讲者审核,标题为编者所加。专题摄影:一直 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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