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气候问题早已越出纯粹的自然范畴,气候变化背后越来越鲜明地展现人类的利益博弈，“人定胜天”的边界，也由此被重新界定。
2011年为本报“志蓝行动·气候变化观察团”启动的第一年，时至今日，这项活动到了年度“收官”阶段，正恰逢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落幕。
我们惊讶地发现，本报“志蓝行动”小区域的气候体验，和联合国气候大会体现的矛盾焦点，存在惊人的对应之处。很显然，气候问题早已越出纯粹的自然范畴，小至特定区域，大至全球范围，气候变化背后越来越鲜明地展现人类的利益博弈，“人定胜天”的边界，也由此被重新界定。
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重塑全新的文化观照和制度反思。过去一年，本报“志蓝行动·气候变化观察团”（下称观察团）开创性地引入舆论和科研相结合模式，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全程指导，上海大众帕萨特（PASST）提供项目赞助，组建精干的志愿者团队，众多平面和网络媒体予以呼应，力求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
大体而言，观察团2011年度的三个选点，可谓极具匠心：第一站为江西鄱阳湖，对应高降雨量的东部水域；第二站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基地，对应水热平衡的西南部原生态植被区；第三站为内蒙古阿拉善盟，对应高蒸发量的西部荒漠——带方向性指针的区域气候不同形态，基本均有涵括。
鄱阳湖危机的三峡截流质疑
江西鄱阳湖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占据长江水量的15.6%，支撑长江1/3洄游性鱼类和多个国际濒危物种，包括占据全球98%比例的白鹤、80%比例的东方白鹳，以及长江江豚种群的1/4，是保障长江中下游水量平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不可缺少的屏障。
如此重要的第一淡水湖，今年3月汛期间据说因“50年一遇”大旱，水域面积由丰水年份的4000平方公里剧减到50平方公里，缺水人群达千万之众，长江航运、渔业遭受重创。为此，观察团将鄱阳湖作为“志蓝行动”第一站，5月8日至14日，参观考察了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际湿地，2.24万hm2）、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34万hm2）为核心地带的鄱阳湖流域。
考察的第一天，观察团即获得“水落草出”、沧海桑田的直观印象。一路随行的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主任戴年华将观察团驱车带往南矶山自然保护区，在附近新建县南矶乡（南山和矶山）一片滩涂上落脚，无边荒草迎面而来，夕阳下泛着金波，草丛间一根电线杆赫然标有丰水期最高水位标志，大家瞬间体会到“我们其实在湖中心”这个现实。
“渔歌停歇，牧歌声起。”戴年华介绍，昔日湖床长满了青草，是因为鄱阳湖流域气温日高，今年更出现“史所罕见的春旱”， 赣南1-4月降水比同期减少80%。
然而，鄱阳湖流域81个拥有1959-2008年共50年的完整定时气象观测记录的气象站，却对这个“50年一遇”提出质疑。气象站提供的数据表明，1959～2008年间，鄱阳湖流域年平均气温为17.9℃，50年间仅上升了0.65℃，平均降水量却高达1632mm；未来2011-2050年，鄱阳湖流域年均温预计有不同幅度的升高，按照三种未来气候推演，2011-2050年鄱阳湖流域年降水量年际间虽有波动，但明显呈略增趋势——很显然，鄱阳湖流域的近两年雨讯数据，并不支撑“罕见春旱”这一概念。
“这里的气候异常，是一种地形小气候的概念。”戴年华言语上退了一步。戴解释，今年的春旱，起因于鄱阳湖地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概括地讲，总量丰富、年内变化明显、地区分布不均匀，是鄱阳湖流域水资源的三大特征。
言下之意，鄱阳湖流域气候和水资源变化，并不是一个总量关系，而是一个分布问题，完全在人类的调控范围内。而其时较为普遍的舆论，是认为鄱阳湖的搁浅，与三峡大坝蓄水拉低长江下游水位息息相关。
“鄱阳湖是春旱，而三峡工程蓄水期在冬季。”江西省水文局书记谭国良接受观察团采访时称，春夏季三峡大坝不蓄水，有利于缓解下游春旱，预计“ 11月份全面恢复”。
“三峡秋冬蓄水、春夏发电，下游旱情将长期性的。”相对谭的小心回避，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坚称，今春三峡工程对下游放水，并不足以缓解鄱阳湖区的旱情。
事实上，围绕鄱阳湖春旱搁浅，气候方面的解释，已掩盖不住各方对三峡的质疑。在九江湖口县鄱阳湖入江口处，采访团明显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江水清而湖水浊。闵骞介绍，江湖两色的反向变化，恰好始于三峡坝区截流，“江水流速减弱，沉沙泛清，引发淡水赤潮。”
同在这一入江口，观察团看到多处沙包堆砌矮墙，据了解，这是附近渔民自建的截流设施，抑制通江湖水外流之势。
江西省气候中心主任殷建敏是《江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执笔人，殷介绍，在“十二五”规划中，工程性措施已成了解决鄱阳湖抗旱问题的主要手段。
至此，三峡大坝和鄱阳湖流域，客观上已形成上下游抢水态势，戴年华所言的“地形小气候”，在人类行为之下已倒果为因。
殷建敏称，通江湖水流失过快，将波及与洞庭湖、鄱阳湖相通的长江支流，导致鱼类洄游通道受阻，生物种群全面衰退，鄱阳湖流域一系列国家生态指标将全面失效。
“我们计划搞一个大坝，补偿三峡枯水期供应不足。”殷建敏透露，计划中的湖口水利枢纽工程，长约2800米，（闸门）高约12-16米，秋季蓄水16米，冬季蓄水12米，汛期全部打开，让鄱阳湖和长江联通，“防止鄱阳湖的水经由湖口汇入长江”。
在观察团看来，江西通过筑坝，把湖水拦在自己地盘的构想，实际上是用“三峡手段”抵消三峡对鄱阳湖造成的负面影响，或将激发人为干预水系生态新一波浪潮，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形成越来越多的“地形小气候”。
“明星动物”舆论战的背后
和鄱阳湖遇到的情况一样，在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气候升温同样成为观察团接触到的影响物种演化的重要概念，但随着调研深入，此概念明显带有人为渲染色彩。
8月1日至8月7日，观察团启动“志蓝行动”第二站，沿着大熊猫繁育、迁徙以及觅食路线，先后造访处邛崃山山系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岷山山系的广元市唐家河保护区、绵阳市王朗、余家山保护区，以及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保护大熊猫，目标不是一个动物种类的保护，牵涉到中国整个生态体系的保护。”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降初称，大熊猫就像一把伞杆，保住它的栖息地，就保住其他物种，进而保住人类的自然生存源头，“我们把这种引发广泛关注的明星物种，叫做伞物种或旗舰物种”。
四川盆地是中国原生态林水资源最为完整的区域，为世上罕见的古老生物群落避难所，因此，国家十二五规划将其定位为“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此间逻辑在于，如果坐实大熊猫栖息地变迁态势，则预示中国西南生态源头发生异变，可据此争取国家财政的“蛋糕切块”。
在动物遇见率号称超过90%的唐家河保护区，观察团8月3日、4日日夜监测，仅看到野鸡、果子狸等零星动物；时值八月开花时节，但山涧沿边枯黄草木随处可见，野花依稀，仅是星点点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林相。
观察团这一直观印象，被本报低碳周刊予以刊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高度关注，责成相关部门深入调研。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物管理处仇剑透露，观察团所在数天阴雨连绵，影响了动物监测，此后有关部门搞了三次现场监测，12月初降初副厅长刚刚带队回来，总的说来，唐家河依然保持较高的“遇见率”。
“气温抬升确有征兆。”王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仕伟称，保护区所在的平武县，熊猫栖息地达2700平方公里，占据全县总面积一半，得益于多年退耕还林的结果，不过当地熊猫遇见率确在减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王朗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呈低海拔向高海拔转移之势。
然而，这种气候说辞，很快就演化成为区域间国家项目争抢态势。四川省气候中心主任马振峰表示，此前他受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做了一次调研，发现四川省横断山脉东部、邛崃山脉南段及甘肃省南部的大熊猫有向西向北迁徙的个例，很快被一些省份作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大熊猫北迁主因”佐证之一，直接牵涉到西部数省近两年围绕中央生态基金的博弈。
“大熊猫向西、向北迁徙，我说的是‘可能出现’。”马振峰颇感委屈，“迁移是个案，不是群体性的活动，还需要获取更多更具针对性的资料。”
四川省气象局根据省内34个气象台站有气象记录，推出《气候变化对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及区划研究》，证实近50年间，大熊猫栖息地气温、降水确实存在某种趋势。
一个是年平均气温增暖趋势， 该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加剧，其中凉山山系最为明显，温度上升了0.9℃；另一个是栖息地相对湿度下降趋势，50年间年变动幅度在5%-9%，其中凉山分布区递减速率最大，为0.0483%/a。
“很细微的差异，构不成现实。”平武县林业局副局长陈佑平称，传媒热炒的“熊猫新栖地”甘肃白水江，在平武和甘肃交界处，与王朗同属岷山山系，是同一圈层大熊猫共同的栖息地，大熊猫在其中往来迁移“就好像邻居串门”，并不存在转移一说。
相反，大熊猫的异动，更多的来源于人为因素。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谌利民告诉观察团，2008年地震后，低海拔地带发现越来越多的大熊猫，并非好事，证明山林容纳力下降，物种被迫对外扩散，从个案看，大熊猫栖息地往东扩散的迹象，大于
向北扩散。
谌利民称，唐家河保护区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72种，一级保护动物有13种，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亚种群是大熊猫（60只）、金丝猴（1000多只）、扭角羚（1200多只）。扭角羚和熊猫在同一分布物种，有种类竞争，都要吃竹子，这种情形下，扭角羚的扩散，直接挤压大熊猫栖息地。当地的做法是不干预这种竞争，观察大熊猫在物种压迫下，栖息地会减少到什么程度，其生存应变能力如何，“可以给人类应对自然危机以重要启发”。
然而，这种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物种竞争观测，被人类因素打破。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科研部研究人员李仁贵告诉观察团，地震后，卧龙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减少8%。震后争取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基建，新修公路没有给动物预留通道，熊猫栖息山岭被切割为阴坡、阳坡，公路边频频出现熊猫踪迹，这种“高遇见率”绝非好事，说明大熊猫的生存过渡地带已然断裂，“变成迷茫地带”。
阿拉善千里分水代价
观察团第三站，是处在中蒙边界的阿拉善盟。这个内蒙古面积最大（27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少（22.05万）的盟市，荒漠化面积93.15%，地面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2-80倍，植被受控于外来径流量和由此形成的地下水源，展现了和鄱阳湖水乡完全不同的极旱气候形态。
10月16日至21日，观察团先后走访了阿拉善盟辖下的左旗、额济纳旗两个旗（县）。在左旗，观察团探访了以民间NGO主导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和腰坝节水灌溉试验示范区；在额济纳旗，观察团沿黑河调水线路，观察了东居延海和古居延海（天鹅湖）碧波荡漾的沙漠奇观，体验人类伟力。
据中日环境保护友好中心监测，2001年北方32次沙尘暴事件中，18次在蒙古国南部形成的，14次在内蒙形成，其中阿拉善盟占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阿拉善是大西北生态屏障的一个关键节点，如彻底沙化，则拦截西伯利亚入侵季风的西部绿洲生态系统将全面崩溃，沙尘危害将深入我国东北、华北以至沿海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阿拉善的治沙行动一直在尝试着。但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民透露，上世纪50年代阿拉善盟头道湖种植万亩林场，因水资源的制约，现在基本消失，反倒加速当地的沙化进程。
虽然如此，人类还是顽强地展现其主观能动性。本世纪初，中央启动黑河分水工程，阿拉善沙尘暴源头额济纳旗东居延海地区，展开了一场“以水压沙”的举国会战。
黑河（额济纳河）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注入阿拉善盟东西居延海。经济驱动之下，上中游率先分水，下游阿拉善盟地表径流陷于停顿，凭着地下水维持十多年，1992年东居延海终于彻底干涸，连续多年发生数十次特大沙尘暴，构成直接威胁京津地区的沙尘天气，被当地人称为“黑风口”。
北京沙尘暴具有全局标志性意义，本世纪初，我国启动举国体制，黑河分水工程由此而起。所谓“分水”，就是在国家统一调控下，将黑河上中游两省的水源，强制性地分一部分到下游东居延海。2002年，23.6平方公里的东居延海“再现碧波荡漾景色”， 北京沙尘天气终于得到缓解。
“居延海重生的代价，十年间难以评估。”原阿拉善盟副盟长、中国科学院寒旱所黑河研究站副站长张小由称， 10月3日出现了一次50年一遇的降水过程，一天之内降水量达44毫米（额济纳旗平均年降水量为42毫米），说明黑河水量调度，正在对局部小气候产生明显影响。
另一方面，在滴水昂贵的沙漠地区，不算上300公里的引水，仅维持东居延海一个湖泊的存在，每年蒸发量就达到5000万立方米；而甘肃张掖粮区、酒泉市金塔县鼎新棉区等上中游多个经济作物基地，则面临节水减产压力，上下游围绕用水的冲突越演越烈。
气候问题的制度化抉择
“气候变化，离不开人类活动这条根子。”吴向荣称，大气候由小气候组成，小气候受人类活动影响，但是大气候和人类活动之间，往往看不到直接联系。谈论全球性气候灾变，就如同看大灾难片，虽然紧握双拳血脉贲张，一出影院即云淡风轻，正是这种感性和理性的脱离，使得人类的环保努力，大多流于表面。
吴向荣以阿拉善沙漠治理和生态修复为例，当沙尘暴席卷半个中国的时候，国家机器很快以高效率抑制东居延海再起风沙，而对于当地沙化面积的增加，以及可能出现的更为广阔的风沙源头区域，人类却无暇顾及。
黑河分水后数年之间，阿拉善盟缺水村落不减反增，2006年5月，该盟将原有40个苏木镇调整为23个，其中额济纳旗8个苏木镇调整为5个，温图高勒苏木并入达来呼布镇，村民整体外迁，整个乡村全部废弃。
直观的印象，似乎更能影响人类决策，降初对此颇有感悟。在四川林业厅下一年度环保项目资金申请清单中，涉及大熊猫因素的申报占据80%，也就是所谓伞物种效应。在降初看来，依赖依靠明星动物支撑一个重大生态地区建设，说明我国的生态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制度化”。
“干预和不干预，是个难题。”张小由称，由于缺乏制度性考量，阿拉善治沙出现两难选择：人类如果迟迟不退出已经失衡、脆弱的生态区域，则生态危机将日渐深化，最终迎来总爆发；但另一方面，如果人类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只靠需要漫长时间的自然自身修复，很可能修复尚未完成，生态系统总崩溃就已经到来。
兼顾两难的逻辑是：人类干预的目的，是为沙漠创造自我修复的条件和时间，因此，阿拉善采用“转移发展”治沙战略，退牧退耕的同时，大力推进节水节能措施。而现在的问题是，种种尝试多为地方自选动作，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考量遥遥无期。
王新民透露，阿拉善1999年开始实施贺兰山退牧还林工程，当地自筹资金搬迁牧民943户4086人，将退牧还草、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整村推进扶贫到户、扶贫开发移民扩镇等项目资金结合使用，但这些项目在制度设计上，没有移民安置的内容，随着退牧还草工程补贴期限逐年到期，资金链断裂，生活来源成为退牧户面临的巨大问题，“我们一直在打报告，呼吁国家做出生态补偿方面的制度安排”。
在左旗腰坝地区，观察团零距离接触当地农民采用SEE协会提供膜下滴灌示范项目，每亩地仅耗水330方，比传统灌溉节水近50%。这套技术，理论上可用十几年，但前期一次性投入1100元/亩，其中村民投入100元，其他均为SEE协会投入，经济上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